摘录与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一、大周期概述

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稳步提高（生产率是人均产出，受人类的学习、积累和发明的驱动）。然而，不同群体的生产率增速有差异，其原因总是一样的：不同的教育质量、创造力、职业道德以及将想法转化为产出的经济体制。决策者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可能实现的最佳结果。投资者和公司也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便确定最佳的长期投资对象。

下图及下页图显示过去500年的人均产出［即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估值］和预期寿命。这可能是两种公认的福祉衡量方法（但数据可能并不精确）。你可以看到这些数据渐进的上行幅度相对于围绕趋势线的波动幅度。

与围绕趋势线的波动相比，这些上行趋势非常明显，这一事实表明，相对于其他任何事物，人类的创造力极其强大。从整体格局来看，人均产出正在稳步提高，不过早期增速非常缓慢，但从19世纪开始加快了速度，那时的上行曲线明显走陡，反映了生产率的加速提升。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能够通过更好的方式获取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生产率。这是很多因素促成的，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欧洲的谷登堡印刷机（当时印刷术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随着谷登堡印刷机的问世，更多人获得了学习和教育的机会，它对一系列重要运动都做出了贡献，例如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资本主义诞生，以及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稍后将会深入探讨这些方面。

获取知识和提高生产率固然意义重大，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会给财富和权力及其持有者带来巨大的突变。巨大的突变来自经济繁荣、经济萧条、革命和战争，这些时期主要由周期决定，而逻辑因果关系驱动这些周期。例如，19世纪末的标志是生产率提升、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壮大，而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过度负债，造成经济衰退，使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国家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严重的财富和权力斗争。我们可以看到大周期围绕进化的上行趋势线向前推进。● 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正如稍后将会探讨的，这些因素是可以测量的永恒普适的原则。

因为相比人类适应力和创造力的逐步上行轨迹，这些动荡时期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不能从前面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图中分辨出来，只体现为一些小波动。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波动的幅度似乎非常显著，因为我们是如此渺小，生命也是如此短暂。

历史上的大多数周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发生的。例如，1907年恐慌开始的1907—1919年，与1929—1932年货币和信贷危机（继“咆哮的20年代”之后）一样，都是繁荣时期（美国的“镀金时代”、欧洲大陆的“美好时代”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是同一时期）产生债务融资泡沫而导致经济和市场下跌的结果。在经济和市场下行的同时，贫富悬殊导致了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进而引发了世界大战。为了进行像1930—1945年那样的财富再分配，政府需要大幅增加税收和支出，承担巨额赤字，大幅调整货币政策，将赤字货币化。接下来，西班牙流感加剧了压力测试和由此产生的重组格局。在这些压力测试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重组的作用下，新的世界秩序（表述在《凡尔赛和约》中）于1919年建立，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债务融资拉动的繁荣时期，接下来是1930—194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些破坏/重建时期重创了弱者，也确定了谁是强者。强者建立全新的规则（即新的世界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在繁荣时期，随着债务泡沫滋生，贫富差距扩大，最终超过极限，导致债务泡沫破裂、新的压力测试开始，从而进入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开启新的秩序。最终，强者又比弱者获得更大的权力，等等。

下图显示过去500年里11个主要国家的相对财富和权力。

我们仔细研究后会发现，较粗的四条线代表四个最重要的国家：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持有了最近的三种储备货币——当前是美元，之前是英镑，再之前是荷兰盾。将中国纳入最主要国家的原因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家，它在大约1850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很强大。以下简述上页图反映的情况：

• 中国曾经在几百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一直领先于欧洲），不过从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急剧衰落；
• 荷兰作为一个相对很小的国家，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帝国；
• 英国的发展轨迹与荷兰类似，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鼎盛；
• 最后，美国崛起，在过去150年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不过其主导地位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尤为显著；
• 当前，随着中国再次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国家都是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不一定是最优越的国家。原因有二。其一，虽然财富和权力是大多数人想要获得的，也最容易引发人们之间的争斗，但一些国家和人民并不认为财富和权力是最重要的，也不会为此而与他人争斗。一些国家和人民认为享受和平与生活更重要，不会为了获取大量财富和权力而奋力争斗。本项研究不包括这些国家，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比那些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国家享受更多的和平（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把享受和平与生活置于获取财富和权力之上有很多优势。有趣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与国民的幸福几乎没有关联，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其二，这项研究并不包含我称之为“小而精的国家”（如瑞士和新加坡），这些国家拥有大量财富，生活水平很高，但是因其规模较小，不足以被归入世界主要国家的行列。

财富和权力的8个决定因素：（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上页图中的曲线清楚地显示出国家兴衰的原因和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提高教育实力可以推进创新和技术，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大部分决定因素保持强劲，之后依据类似的次序跌落。世界储备货币就像世界通用语言一样，往往在国家开始衰落后仍然存在，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种货币，货币存在的时间通常长于国家实力持续的时间。

我将这种具有周期性和相关性的上行或下行变化称为大周期。

上升阶段：

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a）债务水平相对较低，（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c）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d）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e）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f）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

顶部阶段：

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a）高负债，（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c）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d）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e）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

下跌阶段：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围绕着生产率增长的上行趋势线（使财富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存在着产生繁荣建设时期的周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人们融洽合作以共同创造繁荣，构建良好的教育体制和基础设施，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以及一个或多个世界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这是令人愉悦的繁荣时期。但是，繁荣发展一旦变得过度（以往情况总是如此），国家就会进入破坏和重组的萧条时期。届时，国家的基本面处于疲弱态势，负债水平处于高位，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不同派系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在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国家难以维持过度的扩张，从而陷入充满争斗、毁灭和重组的痛苦阶段，进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为新的建设时期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些周期是按照符合逻辑的次序、依据永恒普适的因果关系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所有这些指标，构建一个反映国家当前形势的健康指数。如果该指数表现强劲/良好，这个国家就处于强劲/良好态势，在未来一段时期更可能表现强劲/良好；如果健康指数表现疲弱/不佳，那么该国就处于疲弱/不佳态势，未来一段时期也更有可能表现疲弱/不佳。

下页表显示这些指标，我把大部分指标配以不同的颜色和深度。深绿色是非常有利的读数，而深红色是非常不利的读数。

如前所述，1930—1945年是最后一个主要的破坏和重组时期，此后迎来了建设时期和世界新秩序（始于1945年）、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位于纽约的联合国、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世界秩序是以下因素的自然结果：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美国拥有全球2/3的黄金储备，当时黄金是货币），美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强国（美国的产出占全球整体水平的大约一半），美国也是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当时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和最强大的常规武

主要的旧国家（即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正接近长期债务周期的终点，积累了大量债务，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政治分裂的中央政府最近发放借来的大量资金，央行设法通过大规模印钞来提供融资（即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同时，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崛起的世界大国与主要世界大国在贸易、科技发展、资本市场和地缘政治方面展开竞争。雪上加霜的是，在我撰写本书时，我们还需要应对一场大流行病。

二、决定因素

为了应对袭面而来的现实情况，我的工作过程是……

• 与这台历史机器进行互动，试图了解它的运转原理。
• 记录下来我对其运转方式的观察，总结我学到的应对原则。
• 检验这些原则的长期适用性。
• 将这些原则转化成方程式，编入计算机程序，使其帮助我做出决策。
• 从我的经验、教训及反思中继续学习，进一步完善我的原则。
•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 自古至今，所有人都有管理人们相处关系的体制或秩序。我把国家内部的体制称为“内部秩序”，把国家之间的体制称为“外部秩序”，把适用于全世界的体制称为“世界秩序”。这些秩序相互影响，而且总在改变。这样的秩序存在于家庭、公司、城市、州和国家以及世界的各个层面。它们决定谁拥有何种权力，以及如何做出决策，包括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力。这些秩序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取决于人类的本性、文化和环境。例如，在当前的民主体制内部，美国存在一套现有的政治秩序，但在永恒普适因素的推动下，这些秩序和体制都在不断变化。

在我看来，任何时刻都存在着（1）包括现有内部和世界秩序在内的一组现有情况，以及（2）导致这些情况发生变化的永恒普适力量。大多数人往往过分关注现有情况，而忽视了改变情况的永恒普适力量。我的做法恰恰相反，因为我需要预测未来的变化。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有使其发生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决定因素，就能理解历史机器的运作原理，预测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三大周期：

我介绍了三大周期、国家及其货币兴衰的8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决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过于复杂。我们不妨重点关注这三大周期：（1）有利和不利的金融周期（例如资本市场周期）；（2）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后者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3）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希望读者尝试理解这三个周期，了解各国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历史和逻辑表明，如果这三个周期同时处于有利阶段，国家就会强大而不断崛起；如果这三个周期都处于不利阶段，国家就会疲弱而走向衰落。

另外两个决定因素也值得注意，即（4）创新和技术发展步伐，这有助于人类解决问题和做出改进；及（5）天灾，最重要的是干旱、洪水和疾病。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推动进化过程。历史上的天灾（如干旱、洪水、疾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上是5个最重要的因素，我称之为“五大力量”。当5个决定因素朝着同一个方向出现改善或恶化时，大多数其他因素都会出现相同的走势。

需要关注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驱动事件发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两类：

1. 继承的决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地质和自然现象，如气候和疾病。
2.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人们对待自己和彼此的方式。这些因素受人类本性和不同文化的影响（影响方式各不相同）。

继承的决定因素

所谓继承的决定因素，是指地理、地质、自然现象和系谱。这些因素关系到国家的福祉。它们是决定每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要想理解美国的成功，你需要认识到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大国以两大海洋相隔，它拥有一个繁荣昌盛和自给自足的社会所需的大部分矿产、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包括表土、水和温带气候）。因此，美国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鉴于这些因素，美国在一个多世纪前主要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同时，由于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美国变得越发强大。下文简述这些因素。

1.地理。一个国家的位置、周围环境、地形地貌等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美国和中国均拥有辽阔无垠的国土，环绕边界的是河流和山脉构成的巨大天然屏障，这样的地理条件使两国都更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拥有更强的国民共性（例如共同的语言、政府、文化等）。相反，欧洲的地理（自然边界较多），对其划分成不同的主权/国家起到强化作用，使欧洲人之间的共性减少（例如不同的语言、政府和文化等）。
2.地质。一个国家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至关重要，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质因素不应被高估。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大宗商品的价值都在下降（经通胀调整后），围绕这一下降趋势的是巨大的上行和下行周期。这是因为发明创造改变了需求的对象（新能源取代旧能源，光缆取代铜线，等等），而自然资源则在逐步枯竭。许多中东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及其与其他地区的关联随着石油重要性的上升而增加，可能也随着世界逐渐摆脱化石燃料而下降。最脆弱的定位是高度依赖一种或几种大宗商品，因为大宗商品具有高度的周期性，有时会完全失去价值。
3.天灾。天灾存在多种形式，例如流行病、洪水和干旱。纵观历史，天灾对国家的福祉及其演变过程的影响甚至超过战争和经济萧条。在1350年左右，黑死病夺去了0.75亿~2亿人的生命。在20世纪，天花夺去了3亿多人的生命，这是战争身亡人数的两倍多。干旱和洪水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和死亡。这些灾难往往突如其来，难以预料，它们充当压力测试，揭示了社会的潜在优势和劣势。
4.系谱。关于系谱，我不是遗传学专家，只能说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有遗传基因，这些基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口基因构成应该对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话虽如此，但我还应该指出，大多数证据表明，从不同群体之间的行为差异来看，只有一小部分（15%或更少）可以用基因差异来解释。因此，与我提到的其他影响因素相比，遗传基因似乎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决定因素。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

● 虽然一个国家继承的资产和负债非常重要，但历史表明，人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人们是否保持较高的行为准则，是否严于律己，是否与他人以礼相待，是否努力成为富有成效的社会成员，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品质加上灵活性和韧性（即适应“不利”和“有利”条件的能力）会使挫折最小化，机会最大化。大多数人的性格、判断力、创造力和思考力可以造就一个富有成效的社会。

因为资本是可以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人力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产生收入的个人。●如果一个人能够使自己的收入超过支出，就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自给自足。我称之为“自给自足+”，这是所有个人、公司和国家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因为这会加强个人和集体的财务实力。如果一个社会注重素质教育、努力工作和相互合作的文化及相关培训等，它就更有可能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做到“自给自足+”。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良好的人力资本，就会消耗自身的资源，或者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中（这注定带来麻烦）。

●虽然许多国家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但人力资本是最可持续的资本，因为继承下来的资产最终会消失，而人力资本可以永远存在。

最重要的人性决定因素

5.自身利益。对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来说，自身利益（尤其是自我生存能力）是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最重要的是何种自身利益（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等等），这是社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

6.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拥有的强大动力，尽管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相对于其他事物，不同的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对财富和权力的重视程度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财富和权力并不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那么重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大事，对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成功，其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适中且有盈余；另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要多得多，但有赤字。前者更可能取得可持续的成功。历史表明，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的支出一旦超过收入，就离苦难和动荡不远了。请参阅本章附录提供的更多信息。

7.资本市场。储蓄和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购买力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状态至关重要。因此，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8.借鉴历史的能力。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一种障碍。这在不同的社会各有差异。例如，中国人很擅长借鉴历史。仅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是不够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解释的，许多最重要的教训在人的一生中不会出现。事实上，未来遇到的许多情况会与以前遇到的情况不同，而非相似。因为周期初期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与周期末期的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是相反的，人们在生命后期面临的情况与早期遇到的情况不同，而不是相似。更具体地说，在我看来，如果你不了解至少1900年以来的历史及其与当前形势的关联，那么你很可能会遇到麻烦。

9.多代人心理周期。由于经历不同，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从而影响他们和后代的命运。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三代人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于一个典型的长期债务周期。但历史表明，如果这些周期管控得当（例如，许多代都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本），财富和权力就可以延续许多代。本章附录描述了这一跨越几代人的周期的几个阶段。

10.将即时满足置于长远福祉之上。这是另一个可以辨别个人和社会是否会成功的因素。那些看重长远福祉（而非即时满足）的个人和社会往往处于更好的境况。人类选择即时享受（而非长远福祉）的倾向自然夸大了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因为这样做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而提前享受美好时光。这种情况会以许多有害的方式发生，最典型的方式是产生债务繁荣和萧条周期。鉴于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政府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影响。更具体地说，（a）政客们有动力优先考虑短期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b）他们不希望受到约束，也不愿意面临艰难的财政权衡（比如，是将财政资金用于军事国防还是用于社会项目）；（c）通过征税来获取他人资金的手段，会对他们造成政治威胁，导致一系列政治和其他问题。

11.人类的创造力。人类最伟大的能力是推动进化，这表现为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具备吸取知识和思维理解的独特能力。此外，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实质上改变了生存环境，推进了各项进步。这些进步产生了第1章所述的螺旋式上行走势。我们看看其他物种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么人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人类没有独特的发明创造力，新事物、惊喜和进步就会减少，几代人的生活可能都大致相同，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就接近这种状态。然而，不同的社会各有差异。要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章的附录。

文化形成的决定因素

12.文化。俗话说，“文化就是命运”。文化差异是人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所持的不同看法，这一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而形成的，文化提供指导人们应对现实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指导人们如何对待彼此的原则。文化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运转。自古以来，人们在著作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这些人包括耶稣、孔子、穆罕默德、佛陀、摩诃毗罗、古鲁那纳克、柏拉图、苏格拉底、马克思等。他们的著作包括《希伯来圣经》、《新约》、《犹太法典》、《古兰经》、“四书五经”、《奥义书》、《薄伽梵歌》、《大梵天经》、《沉思录》、《理想国》、《形而上学》、《国富论》、《资本论》等。这些著作加之各种发现（来自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投资者、心理学家等），让我们看到人们如何以各自的方式面对和适应现实，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13.对全球思维的开放态度。这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反映国家实力的先行指标。因为自我孤立的实体往往会错过时机，不能了解到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从而削弱自身实力，而了解世界上的最佳做法可以帮助人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自我孤立，就不能面对世界最佳竞争者的挑战，也无法从中受益。历史上有很多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案例，一个国家选择闭关锁国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唐末、明末和日本的江户时代），有时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内部争斗等情况。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技术落后，造成可怕的恶果。事实上，这是国家和王朝失败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14.领导力。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一切都受到领导人的影响。人生就像一盘国际象棋或中国围棋，每走一步都有可能决定最终结果，一些棋手会比另一些棋手技高一筹。未来，这些走法会日益借助于计算机，但目前它们仍然由人来完成。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你会反复看到，历史的进程如何被主要领域（如政府、科学、金融和商业、艺术等）的相对少数人的独特性改变（有时带来卓越的成就，有时带来可怕的恶果）。在每一代人中，大约有几百人改变了一切。研究这些关键人物所发挥的作用，考察他们在不同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和带来的后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台永动机的工作原理。

个体和群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决定因素

15.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往往导致冲突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恶化、人们为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而争斗的时期。

16.价值观差距。虽然财富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人们唯一争夺的东西。价值观（例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价值观差距扩大（特别是当经济承压时），那么国家往往步入冲突加剧的时期，而如果价值观差距缩小，那么国家往往进入更为和谐的时期。这些趋势缘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彼此之间存在共性，人们倾向于结成一伙，以非正式的方式组成部落。自然地，这样的部落根据共同的价值观相互合作。在困难时期，价值观差距越大，人们之间的冲突就越大。人们经常将其他部落的成员妖魔化，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他部落的成员与自己一样，都是以各自所知的最佳方式，做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

17.群体斗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归入不同“群体”（尽管程度不同），其原因要么是他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要么是他们被其他人归入特定群体。权力通常由三四个群体掌控，这些人加起来也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人们所处的群体通常决定了谁是朋友和盟友，谁是敌人。人们被刻板地划分到不同的群体中，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富人和贫困者是最常见的群体划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类别，如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生活方式、地理位置（如城市与农村）和政治（右倾与左倾）。在大周期的早期阶段，由于形势较好，不同群体之间通常比较和谐；在大周期的后期阶段，由于形势不佳，各群体之间会发生更多争斗。群体斗争对内部秩序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将在第5章中进行探讨。本章的附录更详细地解析了这一决定因素。

18.左倾/右倾政治周期。在所有社会中，政治都在左倾势力与右倾势力之间更迭，这些更迭决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有的更迭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的则充满暴力。这些一直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般来说，资本市场周期与财富、价值观和群体划分周期一起，驱动左倾/右倾政治周期，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变革的动力。在资本市场和经济繁荣时期，贫富差距通常会扩大。虽然一些社会在左倾/右倾政治之间取得了相对合理且稳定的平衡，但更常见的是，左倾/右倾政治之间发生周期性更迭。在国家兴衰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更迭持续发生，周期大约是10年。重大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大周期的结束，往往预示着革命的到来。本章的附录提供了更多的解析。

19.要想维系和平，就必须解决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它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彼此合作是对双方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对一方来说，先杀死对方的做法更合乎逻辑。这是因为生存高于一切，虽然你不能确定你的对手是否会攻击你，但你可以确定，在你打败对手之前，对手会先打败你，因为这符合他方的利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双方最好相互保证，不给对方造成生存危害，从而避免致命性的战争。要想进一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就需要交换利益，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使自身不能承受失去这种关系的后果。

20.是双赢关系还是双输关系，这取决于双方做出的选择。个人和国家关系的各个层面都是如此。实际上，双方可以选择是相互合作的双赢关系，还是相互威胁的双输关系（即是盟友还是敌人），但双方的行动将决定其关系和结果。需要明确的是，只要一方不给另一方带来生存风险（参见囚徒困境），竞争对手之间就可以存在双赢关系。双方必须明确并尊重对方的生存红线。在双赢关系中，双方可能会以相互尊重为基础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集市上的商人和气地讨价还价，或者奥运会上的运动队友好竞赛一样。拥有双赢关系显然比两败俱伤好，但有时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双方必须为之而战，因为无法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21.权力平衡大周期，它驱动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战争大周期。权力平衡机制是盟友和敌人争取财富和权力的永恒普适机制。从办公室政治到地方政治，从国家政治到地缘政治，权力平衡驱动着几乎所有权力斗争。在不同的文化中，权力平衡的方式略有不同。西方社会的做法更像下国际象棋，而亚洲社会的做法更像下围棋，尽管目标都是支配对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权力平衡都无处不在，并似乎是通过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步骤而进行的。在第5章讨论内部秩序时，我将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尽管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内部和外部的权力斗争）。本章的附录更完整地解释了权力平衡的具体机制。

22.军事实力与和平/战争周期。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实力（无论是自身的还是通过联盟获得的）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有时武力本身就是威胁，有时必须动用武力。军事实力是很容易观察和衡量的，也可以定性评估。在国际关系方面，军事实力尤为重要，因为国际上没有有效的司法和执法体系，各国需要通过战争来检验各自的相对实力，这就产生了战争与和平周期。我在第6章讨论外部秩序周期时将会进行解释。

●与其他事物一样，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也在不断演变，将现有情况向前推进；现有情况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又产生新的情况。

直至今日，依然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来自少数群体）拥有大部分的财富、权力，这些人作为“精英”统治社会。在我看来，很明显，在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拥有最大的财务权力；在民主国家，政治权力掌握在选民手里；在专制国家，政治权力掌控在通过某种程序被选定的少数人手里。[插图]在当今的大多数国家，这些人是“统治者”和“精英”，他们监督现有的国内秩序，但目前受到攻击，所以现有格局可能会改变。例如，美国正在掀起一项大规模的运动，目的是明显加大对不同群体成员的包容度，无论在赚钱的资本家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如此。这些转变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取决于处理转变的方式（是和平还是暴力，是明智还是愚蠢）。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永恒普适的真理：自孔子生活的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来，●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1）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2）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3）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左倾/右倾政治周期。资本家（即右倾势力）和社会主义者（即左倾势力）不仅有着不同的自身利益，而且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二者都愿意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奋斗。

右倾/资本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自给自足，从而获取效益，限制政府干预，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成果，允许个人选择社会道德标准。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资本主义最适合大多数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资本家通常不能容忍为那些缺乏生产和盈利能力的人提供财务支持。对他们来说，赚钱 = 取得效益 = 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他们不太注意经济机器是否为大多数人创造了机会和繁荣。他们也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盈利形式不利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目标。例如，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并非当务之急，但这显然是整个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动力。

左倾/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人们互相帮助，政府支持民众，分享财富和机会是高尚道德，而且有利于社会。他们认为，私营部门基本上是由贪婪的资本家经营的，而普通劳动者（如教师、消防员和工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强调妥善分配经济资源。他们支持政府增加干预，相信政府官员会比资本家更公平，资本家只想剥削他人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赚钱、储蓄和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即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激励人们的有效动力，也帮助人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活水平。但资本主义也会造成财富和机会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具有高度的周期性，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在我看来，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加剧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权力平衡大周期，它驱动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战争大周期：

第一步：联盟的形成。当权力失去平衡时（例如，在美国，如果民主党的权力比共和党大得多，反之亦然），实力较强的政党就会利用并控制实力较弱的政党。为了削弱较强的政党，较弱的政党自然会去寻找其他政党加入自己的阵营，共同对抗较强的政党。这样它们可能拥有与反对党相当或更大的权力。实力较弱的政党通过给其他政党以它们想要的好处来换取它们的支持。如果以前实力较弱的政党通过这种做法，获得了比以前实力较强的政党更多的权力，后者就会与其他政党交涉，以求与它们结盟，从而消除反对党的优势。其结果是有着不同既得利益的盟友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二步：战争决定胜负。当双方势均力敌且存在差异时，通常会发生剧烈的争斗；当双方势力不相当时，往往不会发生激烈的交战。因为明显较弱的实体去抗衡明显较强的实体是愚蠢之举，如果双方真的交战，那么规模也会很小。然而，有时即使双方的势力旗鼓相当，也可能出现僵持不下，而不是剧烈战斗，因为在试图打败对方的过程中，双方可能伤害自己的威胁大于从生死搏斗中获得的收益。例如，如果双方交战的结果肯定是相互毁灭（如美国和苏联当时面临的情况），双方就更可能僵持不下，而不是战斗。

第三步：胜者之间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在打败了共同敌人的权力斗争之后，那些联手击败共同敌人的赢家通常会在内部争夺权力，而输家也会这样做，他们想要卷土重来。我把权力平衡机制的这一形态称为“清洗”。这种情况在所有案例中都发生过，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恐怖统治。同样的争斗也发生在国家之间，比如二战中曾是盟友的美国和苏联。类似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立即变成内战。

第四步：步入和平与繁荣，但最终变得过度扩张，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机会差距扩大与负债过度。历史告诉我们，由于这样的机制，最好的时期（即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在战争之后，这时，领导者和权力结构明显确立，国家内部、与其他国家之间没有激烈的权力斗争，因为一个实力明显更强大的实体，能够让那些不太强大的实体安稳度日。

第五步：不断激化的冲突导致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巨变。只有大多数人能享受和平与繁荣（前提条件是制度公平，大多数人自律和高效），和平与繁荣时期才能延续下去。然而，如前所述，和平与繁荣时期也往往助长贫富悬殊和债务泡沫。随着繁荣消退和新矛盾的出现，冲突就会爆发。

三、闪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的大周期

货币和信贷的永恒普适的基本要素：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实体（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要面对同样的基本财务现实。这些实体有资金的流入（即收入）和流出（即支出），两者相抵后构成净收入。这些资金流用数字来衡量，显现在损益表中。如果一个实体的收入超过支出，这就会产生利润，储蓄就会增加。如果一个实体的支出超过收入，储蓄就会减少，或者它需要弥补差额，通过借款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资金。如果一个实体的资产远远超过负债（即拥有高额的净资产），它就可以出售资产，使支出超过收入，直到资金耗尽，届时，它必须削减开支。如果一个实体的资产并不比负债多很多，而且收入低于运营和偿债所需的金额，该实体就必须削减开支，否则将会出现违约或者需要重组债务。

一个实体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即债务）都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出来。无论这些数字是否有记录，每个国家、公司、非营利组织和个人都有资产和负债。例如，如果经济学家把每个实体的收入、支出和储蓄综合起来，就得到了所有实体的收入、支出和储蓄。●各个实体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整体财务管理方式是内部和世界秩序变化的最大驱动因素。理解了自己的收入、支出和储蓄，你就可以将其应用于其他实体，把这些实体综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例如，由于一个实体的支出是另一个实体的收入，当一个实体削减支出时，这不仅会伤害自身实体，也会伤害依赖这一支出获得收入的其他实体。同样，由于一个实体的债务是另一个实体的资产，债务违约会使其他实体的资产减少，迫使它们削减支出。这会使债务问题和经济萎缩加速恶化，当人们为如何分配缩减了的经济蛋糕发生争辩时，这就会酿成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原则，●债务吞噬资产净值。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最先偿还债务。例如，如果你拥有一个房子（即拥有“房屋净值”所有权），但不能支付抵押贷款，你的房子就会被卖掉或收走。也就是说，债权人比房主优先得到偿付。因此，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支出，你的资产低于负债（即债务），你就不得不卖掉你的资产。

与大多数人凭直觉想象的不同，货币和信贷并不存在固定的数量。央行可以很容易地创造货币和信贷。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希望央行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因为这会增强其消费能力。如果货币和信贷用于消费，大多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涨。这也产生了必须偿还的债务，需要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削减支出，最终使支出低于收入，这个过程是艰难和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具有内在的周期性。在信贷创造阶段，商品、服务、投资资产的需求和生产都很强劲，而在债务偿还阶段，两者都很疲弱。

总之，这种考察基本财务现实的方法适用于所有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也适用于你我，但存在一大例外情况（我在上文提到过）。所有国家都可以发行货币和信贷，把资金发放给国民，将其用于消费或放贷。通过发行货币，并将其发放给需要资金的债务人，央行可以避免债务危机（我刚解释过）。出于这个原因，我将把前面的原则改为：●债务吞噬资产净值，但央行可以通过印钞来为债务融资。一旦债务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使吞噬资产净值的大量债务在政治上无法接受，同时带来相应的经济痛苦，政府印钞就不足为奇了。

在世界各国被广泛接受的钞票（即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

●在储备货币存在期间，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受益匪浅。因为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极大的借款和消费能力，也给予该国巨大的权力，它能决定哪个国家获得国际交易所需的资金和信贷。然而，拥有储备货币通常会让一个国家播下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种子。这是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可以借到超出自身偿付能力的资金。为了偿还债务，储备货币国家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导致货币贬值，最终丧失储备货币地位，而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极为糟糕。这是因为●拥有储备货币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它赋予这个国家巨大的购买力和地缘政治实力。

货币是什么：

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也可以是财富贮藏的手段。

大多数货币和信贷（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法定货币）都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是会计系统中的日记账目，很容易被更改。货币和信贷体系旨在帮助有效分配资源，提高生产率，使借贷双方都能获利，但这一体系会出现周期性失灵。发生这种情况时（亘古以来，这种情况总会发生），货币供应就采用“货币化”[插图]，货币不是被贬值就是被摧毁，财富将发生巨大的转移，对整个经济和市场都造成冲击。

货币、信贷和财富：

货币和信贷与财富有关，但它们不是一回事。因为货币和信贷可以用来购买财富（即商品和服务），所以一个人拥有的货币和信贷总值与其拥有的财富总值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无法单纯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要想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必须提高生产率。货币和信贷创造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混淆，但这种关系是经济周期的最大驱动力。因此我们来详细考察这种关系。

就像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容易被混淆一样，价格和价值的关系也令人困惑。价格和价值的走势往往相同，所以可能会被混为一谈。因为当人们拥有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时，他们就拥有了增加支出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支出增加了经济产出，提高了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价格，这就相当于增加了财富，因为以我们核算财富的方式来衡量，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变得“更富有”了。然而，这种财富增加更多的是种错觉，而不是现实，原因有二：（1）尽管信贷增长推高了价格和生产，但这些信贷是需要偿还的，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贷到期而需要偿还时，会对财富产生反向作用；（2）物品的内在价值不会只因价格上涨而增加。

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那么在政府创造了大量货币和信贷时，许多急切购房的买家可能会推高你的房价，但房子仍是同一套房子，你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财富的估值有所增加。

你可以这么想：央行有一瓶兴奋剂，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注入经济。当市场和经济增长下滑时，央行注入货币和信贷兴奋剂，从而提振市场和经济；当市场和经济过热时，央行减少或停止注入兴奋剂。这些举措使货币、信贷、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数量与价格出现周期性涨跌。这些走势通常表现为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起起落落，通常持续8年左右（会有出入）。持续时间取决于刺激政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需求提高到实体经济达到产能极限的水平。大多数人见过足够多的短期债务周期（通常被称为“经济周期”），对其有一定认知，因此他们错误地认为，债务周期将永远以这种方式持续运转。

我称之为短期债务周期，是为了区别于长期债务周期。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100年（因此包括610个短期债务周期）。[插图]长期债务周期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现一次，大多数人对其会毫无预料。因此其到来往往令人措手不及，让很多人遭受损失。我们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目前的长期债务周期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果，这一货币体系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付诸实施，标志着美元/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长期债务周期

长期债务周期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a）并不存在债务，或者债务很少，（b）人们使用硬通货。

通过进行债务重组和债务货币化，上个周期的债务负担基本上被消除了。考虑到这些后果（特别是通胀），人们又开始使用硬通货（例如黄金和白银，有时还有铜和其他金属，如镍）或者与硬通货挂钩的货币。例如，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债务和货币崩溃后，以黄金计价的资产和土地成为货币的后盾，而且货币与美元挂钩。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比索大幅贬值后，开始与美元挂钩。

在这个阶段，硬通货很重要，因为它们的交易不需要涉及信任或信用。任何交易都可以就地结算，即使买卖双方是陌生人或冤家。有句老话说：“黄金是唯一不是他人负债的金融资产。”你从买家那里收到金币后，可以把金币熔化掉，因为它存在内在价值，你仍然可以得到几乎同样的价值，而不像债务资产（是交付价值的承诺），例如纸币（因为很容易印制，所以纸币算不上什么承诺）。在战争期间，各方不信任彼此的支付意图和能力，故而仍然使用黄金来完成交易。因此，黄金（其次是白银）既可以作为安全的交换媒介，也可以作为安全的财富贮藏手段。

第二阶段：后来出现了硬通货债权票据（又称票据或纸币）。

由于随身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既有风险又不方便，而且信用创造对贷款人和借款人都有吸引力，因此一些可信赖的机构出现了，它们把货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给存放人出具债权票据。这些机构后来被称为“银行”，不过最初包括人们信任的各种机构，如中国的寺庙。很快，人们将这些“货币票据”视为实际货币。毕竟，这些票据可以被兑换成有形货币，也可以直接用于购物。这种货币体系被称为挂钩货币体系，因为货币的价值与某种实物的价值挂钩，这种实物通常是硬通货，如黄金和白银。

第三阶段：后来是债务增加。

起初，硬通货债权票据的数量与银行里储存的硬通货一样多。之后，债权票据的持有者和银行共同发现了信贷和债务的奥妙。票据持有者将这些债权票据借给银行，可以得到银行支付的利息。借入这些债权票据的银行很乐意，因为它们可以把钱借给其他能支付更高利息的人，从而从中获利。从银行借来票据的人也高兴，因为他们获得了以前没有的购买力。随着资产价格和生产双双提升，整个社会皆大欢喜。由于受到所有人的青睐，这种做法逐渐盛行起来。贷款和借款日益增多，掀起了借贷热潮，以至货币债权（即债务资产）数量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实际商品和服务数量。最终，货币债权远远超过银行储存的硬通货。

一旦出现以下问题，麻烦就来了：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人们持有的债权数量（他们指望通过出售这些资产，换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比商品和服务数量增长得更快，以致债务资产（如债券）无法兑换成货币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这两个问题往往结伴而来。

第四阶段：然后会发生债务危机、违约和货币贬值，导致印钞和与硬通货脱钩。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债权人认为他们不能从债务中获得足够的回报（相对于其他财富贮藏手段及商品和服务成本），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债务资产（如债券）是由投资者持有的，他们将这些资产视为财富贮藏手段，以备未来出售换取资金，然后购买商品。当债务资产持有者想要换成实物货币与实物商品和服务却发现无法转换时，挤兑就会出现，即债务资产持有者竞相将债务资产转换成货币、商品、服务和其他金融资产。届时，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央行，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允许资金从债务资产流出，这会推升利率，导致债务和经济问题恶化；要么“印钞”，发行债券，并充分购买债券，防止利率上升，以期资金流回债务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可避免地与硬通货脱钩，印发货币，并让货币贬值。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导致无法忍受的通缩性经济萧条。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创造足够的货币和让货币贬值，从而抵消通缩带来的经济萧条，但又不至于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如果行之有效，这就会实现我所称的“和谐的去杠杆化”（我在《债务危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有时购债举措暂时奏效，但一旦货币债权（债务资产）与实际存在的硬通货以及可供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比率过高，银行将处于无法自救的困境，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硬通货来偿付货币债权。当央行发生这种情况时，它可以选择违约，或者与硬通货脱钩，发行货币，让货币贬值。央行总会不可避免地选择让货币贬值。但如果这些债务重组和货币贬值的规模过大，就会导致货币体系失灵乃至被摧毁。债务（即货币债权及商品和服务债权）越多，货币贬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大。

第五阶段：然后是法定货币，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央行希望尽可能延长货币和信贷周期，使其长久持续下去，因为这比其他选择要好得多。因此，当硬通货和硬通货债权的货币体系变得过于受限时，政府通常会放弃该体系，转而采用所谓的法定货币体系。法定货币体系不涉及硬通货，央行可以无限制地印制纸币，所以不会面临硬通货储备缩水而被迫违约的风险。届时，央行的风险在于，由于不再受制于有形黄金、白银或其他硬资产的供给，印钞机掌管者（即与商业银行合作的央行）不断创造更多的货币、债务资产和负债，以至超过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最终，持有大量债务的债权人设法出售这些债务，换取商品和服务，从而产生与银行挤兑相同的效果，导致债务违约或货币贬值。

当信贷周期达到极限时，为了维持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及央行会创造大量债务，还会印钞，并用于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这是合乎逻辑的典型对策。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做法，当时利率已降为零，不能再下调了。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政府也大规模地采取了这一举措。这也是美国政府应对1929—1932年的债务危机的做法，当时利率也同样降为零。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债务和货币的规模超过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政府的举措都会造成债务累积，政府自身也变成负债累累的债务人。当债务泡沫破裂时，政府需要救助自己和其他人，它们购买资产和/或增印货币，让货币贬值。债务危机越严重，越是如此。这些举措虽然不是上策，但其背后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当政府能够创造货币和信贷，并发放给民众而取得好评时，政府很难抵抗这种诱惑。[插图]这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手法。纵观历史上的统治者，他们都会积累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在他们统治结束后很久才会到期，所以继任者需要为之买单。

当政府大量印钞和购债时，货币和债务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实质上是对货币和债券持有人征税，减轻债务人和借款人的负担。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和债务资产持有者就会意识到真实情况。于是，他们设法出售债务资产和/或借入廉价贷款，再举借可以通过廉价贷款来偿还的债务。他们还常常把财富转移到其他财富贮藏手段上，比如黄金、某些类别的股票或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常会继续印钞，直接或间接地购买债券（例如，让银行代其购买），并禁止资金流入通胀对冲资产、其他货币和其他地方。

尽管人们趋于相信货币基本上会永远存在，“现金”是可以持有的最安全的资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货币都会贬值甚至消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现金和债券（即获得货币的承诺）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这是因为大规模印钞、降低债务价值是减轻或消除债务负担的最简便方式。正如下一章所述，只有充分减轻或消除债务负担，信贷/债务扩张周期才能重新启动

要想使债务和负债相对于偿债所需的收入和现金流下降，决策者可以使用以下4种工具：

1. 财政紧缩（减少支出）；
2. 债务违约和重组；
3. 将资金和信贷从富人向贫困者转移（例如，增税）；
4. 印钞并使货币贬值。

出于逻辑原因，这些政策工具通常从一个发展到下一个。

• 财政紧缩具有通缩性，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这一做法过于痛苦。
• 债务违约和重组也具有通缩性，也很痛苦，因为价值减少甚至归零的债务亦是某些人的资产。因此，违约和重组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都很痛苦。债务人破产，资产被收走；债权人因债务减计而遭受财富损失。
• 将资金和信贷从富人转移到贫困者（即通过对富人增税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一做法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挑战性，但比前两种做法更容易忍受，通常是解决方案的一个选项。
• 与其他做法相比，● 印钞是最简便、最不被人了解、最常见的主要债务重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因为：
  • 印钞有助于缓解债务压力；
  • 在提供金融财富的过程中，难以分辨出财富被收走的任何受害方（尽管他们是货币和债务资产的持有者）；

第六阶段：回归硬通货。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就是说央行过度增印法定货币，债权人就会出售债务资产，引发上文所述的银行挤兑现象，最终导致货币和信贷的价值下降，促使人们逃离现金和债务（如债券）。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转向黄金、白银、保值的股票，以及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和资产。一些人认为，一旦发生资本外逃，国家就需要一种替代储备货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同样的情况（即货币体系崩溃、资金流向其他资产）曾经发生在没有替代货币的历史案例中（例如，在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时期）。当货币贬值时，人们会抢购各种各样的另类资产，例如，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会抢购石材（用于建筑）。由于货币贬值，人们逃离货币和以该货币计价的债务，转而选择其他货币和资产。

如果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变得过于极端，货币和信贷体系就会崩溃。届时，政府通常会被迫回归某种形式的硬通货，重建人们对货币价值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信心。政府经常（但并非总是）将货币与黄金或某种硬通货挂钩，并允许新货币持有者将其转换为硬通货。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弱势货币国家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或者干脆把自己的整个经济美元化（即把美元作为本国的交换媒介和财富贮藏手段）。

综上所述，在长期债务周期的早期，未偿债务不多，持有赚取利息的债务资产通常带来回报。但是，到了周期的后期，未偿债务大量积累，濒临违约或者贬值，持有债务的风险超过所得的利息。因此，持有债务（例如债券）有点儿像手握一颗定时炸弹，它在嘀嗒作响时好比债务的积累，但一旦停下来就会把你炸得粉碎。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大爆炸（即发生重大违约或货币大幅贬值）每50~100年就发生一次。

几千年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类型的货币体系：

• 第一类：硬通货（如金属硬币）。
• 第二类：纸币（硬通货债权）。
• 第三类：法定货币。

硬通货是最具约束性的货币体系。除非作为货币的金属或其他具有内在价值的大宗商品的供给增加，否则货币无法创造。在第二类货币体系中，货币和信贷更容易创造，因而硬通货债权与实际持有的硬通货的比率会上升，最终导致银行发生“挤兑”。结果是违约，银行关门，储户失去他们的硬资产和/或货币债权贬值，这意味着储户拿回来的钱少了。在第三类货币体系中，政府可以自由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要人们对货币还有信心，这种体系就一直运营；一旦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这种体系就会失灵。

四、货币价值的演变

有的货币贬值有利于体系（但货币和债务持有者总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有的货币贬值则有害于体系，这种货币贬值会破坏信贷/资本分配体系，但它是消除债务以建立货币新秩序的必要举措。搞清二者的差别非常重要。

为此，我先来讲述货币相对于黄金和按消费者价格指数加权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如何发生变化。二者具有可比性，因为黄金是永恒普适的替代货币，而货币是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因此货币的购买力是最重要的。我还会简要分析货币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债务以及股票的变化，因为这些资产也可以成为财富贮藏手段。在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所有这些指标反映出来的情况基本类似，许多其他物品（房地产、艺术品等）也可以作为财富贮藏手段，但黄金可以很好地说明我的观点。

储备货币对黄金（现汇汇率）

现汇汇率对黄金

五、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大多数人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与权力，尽管他们也在其他方面发生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重要影响（从税收、经济到人们在繁荣与萧条时期、和平与战争时期如何相处），而这些斗争循环往复地出现，就如同潮起潮落。

究历史使我发现，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回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分为以下阶段：

•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接下来……
•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如果行之有效，就会……
•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进而出现……
•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从而导致……
•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之后……
•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然后再回到……
• ……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以此类推，整个周期循环往复。

全球实际人均GDP（以2017年美元为基准，取对数值）

深入研究内部周期的6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无论是内战还是革命（即使是和平的革命）都是一场巨大的冲突，最后，一方取胜，另一方落败，国家遭受损伤。第一阶段出现在战争之后，获胜者夺取了控制权，而失败者则必须屈服。在新秩序的第一阶段，获胜者因足够强大而获胜，其必须还有智谋，才能巩固权力并重建家园。

在赢得控制权之后，新领导者通常会清除残余的反对派，并为争夺权力展开内斗。事实上，也许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已有领导者和体制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消除前领导者的忠诚分子的斗争以及胜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内斗。我将第二部分称为“清洗”，并在本节进行简要的介绍。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这一阶段的一个永恒普适原则是，●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我也将这个阶段称为中期繁荣时期。这是内部秩序周期中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拥有取得效益的大量机会，并且对此热情高涨，融洽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变得更加富裕，并因成功而受到钦佩。在此阶段，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不断改善，大多数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所以人们对于未来普遍乐观且充满向往。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治国有效，人们就会拥有近乎平等的各种教育机会，以及择优录用的工作岗位。国家在最大范围内吸引人才，打造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体制。成功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冒险家提出新想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成为英雄而受到仰慕。因为他们提出了颠覆性的创新想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得到回报。债务增长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实际收入增长，减轻债务偿还负担，提供超额利润，取得出色的股本回报率。收入超过支出，储蓄超过负债，储蓄将为未来投资提供资金。第三阶段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巨大的创造力、生产力和正能量。

这是“鼓舞人心的远见卓识者”大展身手的时代。他们可以（a）设想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并把这幅激动人心的图景传达给民众；（b）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c）利用取得的成就，让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享受繁荣，并投资于未来。此外，他们（d）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e）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因此，他们可以保护或扩张自己的帝国，而无须投入削弱经济和社会的战争。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势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这些自然发展趋势对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破坏自我维持的良好结果。伟大的国家能够实现自我维系，避免这些风险，继续留在第三阶段。如果不能避免这些风险，国家就会发展到第四阶段，即过度时期。在第四阶段，做成（或通过举债做成）一切的诱惑会将一个国家推至冲突边缘。

第四阶段：过度时期

我也将这一阶段称为泡沫繁荣时期。

在这一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和展示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打造稳健财政，他们对大众的过度行为加以约束。在人们变得富裕后，他们带领国家继续把大量收入和时间再投资于生产性活动。如前所述，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变得富有之后，仍然保持了良好教育、严明纪律和坚强性格的文化。但这样的领导者凤毛麟角，而且间隔甚久。因为阻止大众激情是很不得人心的。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在变得富裕后，国家（及其领导者）都会堕落，过度消费，通过举债维持过度支出，使国家丧失竞争力。这样的衰落时期以一些堕落的领导者为代表，例如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他利用罗马全城大火的机会没收土地，修建宏伟的宫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他的权力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尽管生产率下降，民众生活艰难，但他依然扩建了凡尔赛宫）、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他不再积极治理国家，把心思全用于给自己修建宏伟的陵墓）。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有害因素包括：（1）一个国家（或州、城市）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如承担大量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2）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3）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贫富差距最大、负债最多、收入下滑最显著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冲突。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州，通常也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和州，如纽约市、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增税和减支，则尤其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主要预示信号。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有这种可能性。

●相比于受困者的数量和他们的权力，平均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有些人支持有利于整体的政策，如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取代人的技术进步，而不考虑如果整体的分配方式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这些人忽视了整体将会面临风险这个事实。●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和平与繁荣，就需要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率。你认为我们今天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轻，但在周期的后期，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人们做出明智和必要的决策。这是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它们往往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发展到一个地步——连明显有益的事情也无法完成。这时就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制里（这样的体制有诸多好处），这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法律可能妨碍人们去做明显有益的工作。我举个身边的例子，这涉及我和我妻子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历史表明，如果将放贷和支出用于广泛提高生产率、使投资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偿还债务。这样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在第五阶段，族群斗争激化。因为一般来说，●当困难和冲突加剧时，人们更倾向于：刻板地把他人看作一个或多个族群的成员；把这些族群要么看作敌人，要么看作盟友。这一情况在第五阶段变得更加明显，在第六阶段变得危险。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所热衷的某些追求比决策体系更为重要，那么决策体系危在旦夕。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下述两个前提下才能生效：规则和法律必须清晰明了；多数人把在规则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看得足够重要，因此愿意为规则和法律行之有效而做出妥协。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有所欠缺，那么法律体系危在旦夕。如果竞争各方均不愿意理性地对待他方，也不愿意为了维持整体的利益而以文明的方式做出决策（这往往需要他们放弃一些他们想要而且通过争斗有可能获得的东西），某种“内战”就会出现，相关各方以相对实力验证自己。到了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取胜将成为游戏规则，无底线的竞争将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为激情而抛弃理性。●在取胜成为唯一重要之事的时候，不道德的争斗就会以强化自身的方式愈演愈烈。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某种追求而不惜争斗，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对任何事达成共识，体制就濒临内战/革命。

●如果有人在战斗中丧生，这就发出了一个警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斗争走向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到胜者和败者明显确定为止。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若你有疑虑，就要撤离。如果你不想被卷入一场内战或战争，就应该趁早撤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逃脱的人往往已经无法逃离了。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各国在这些时期会采取资本管制及其他措施。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后期时（如美国目前的情况），最大的疑问是，体制在崩溃之前有多大的韧性。民主体制基本上尊重民心，也更有韧性。因为民众可以选择替换领导层，而且出了问题只能归咎于自己。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权更迭更容易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但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有一个缺点：领导者是通过民众支持率选出的，而大多数人不大会慎重地评估候选人的能力（大多数组织在为要职寻找合适人选时会进行慎重评估）。事实证明，这种民主体制在重大冲突时期可能会崩溃。

民主还需要达成共识的决策和妥协，很多观点不同的人需要在体制内部通力合作。西式民主制度确保了拥有大量选民的政党能派出代表参政，但像所有由观点很不一致（甚至彼此不喜欢）的群体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一样，这样的决策体制无助于高效的决策。●西式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的分裂和对立，因而决策可能缺乏效率，产生不佳结果，进而引发由民粹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这些专制者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体，这些群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混乱局面，进而使国家能够很好地为他们造福。

●要想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同的阶段就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第五阶段是个交叉路口，一条路可能走向内战/革命，另一条路可能走向理想化的和平共存。和平与繁荣显然是理想之路，但要艰难得多。这条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主动向他方伸出橄榄枝，让各方参与决策，重塑大多数人认为公平和有效的内部秩序（即高效地让大多数人获益）。这样的领导人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我们为他们祈祷。第二类是一位“强有力的革命者”，带领国家走出内战/革命的深渊。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

●在长期没有经历内战的国家，人们通常认为不会发生内战，但历史告诉我们，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与其假设“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发生”，不如对内战保持警惕，观察那些显示本国离内战有多近的指标。上一节探讨了内部秩序中的非暴力革命，本节将考察内战和革命的标志和模式。内战和革命几乎总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尽管有无数的案例可供我们分析、理解其背后的机制，但如下页表所示，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29个案例。我把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使体制/政体发生了巨变，另一类则没有。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极血腥的内战，但最终未能推翻体制/秩序，所以它属于第二类，处在该表的下方。那些推翻了体制/秩序的内战与革命则处于该表的上方。当然，这样的分类是不精确的，但和此前一样，我们不会过于求精，从而忽视全局性视野。尽管我们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但大多数内战与革命是以本节描述的典型方式发生的。

●内战和革命注定会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这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也包括债务、财务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彻底重组。这些变化是需求带来的自然结果，因为已有体制内无法实现重大变革。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会经历这些变革。因为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以牺牲一些群体为代价，让另一些群体获益，最终前者变得无法忍受，他们通过斗争来改变未来的方向。当贫富和价值观差距变得巨大，又伴随着糟糕的经济形势时，体制就不能惠及很大一部分人，这些人会通过斗争来改变体制。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最贫困的群体与拥有财富和权力、受益于现有体制的群体展开争斗。革命者希望彻底改变体制，所以他们自然愿意推翻当权者要求他们遵守的法律。这些根本性变革通常是通过内战、以暴力的方式发生的，不过如前所述，革命性变革也可能在不推翻体制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方式发生

●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它们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内战/革命何时开始并不清楚，但当人们深陷其中时，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家会确定内战开始和结束的日期，但这是主观臆断的。

内战和革命是极其痛苦的，但往往带来结构性改革。如果其处理得当，就可以为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内战/革命之后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这取决于接下来的行动举措。

六、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国际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原始实力的动态机制。这是因为所有管理体制都需要有效且议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如警察），（3）裁决机制（如法官），以及（4）明确和具体的结果，从而确定罪行并依法执行（例如罚款和监禁）。在外部秩序中，这些规则要么不存在，要么对国际关系的指导不如对国内关系那么有效。

为了使外部秩序更加遵守规则，各国做出了多种努力（例如，建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但总的来说，这些努力未能奏效。因为这些组织的财富和权力比不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超过国家共同体的权力，那么权力更大的国家将会制定国际秩序。例如，如果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权力超过联合国，那么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而不是联合国。因为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

1. 贸易/经济战：冲突涉及关税、进出口限制和从经济上损害对手的其他方法。
2. 技术战：冲突涉及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属于国家安全保护范畴。
3. 地缘政治战：冲突涉及领土和联盟，解决方式是谈判和做出明确或间接的承诺（而不是战争）。
4. 资本战：冲突涉及施加经济制裁等金融工具（例如，通过切断资金和信贷来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和政府），以及限制外资进入资本市场。
5. 军事战：冲突涉及实际动武和军事力量的部署。

●全面展开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生存问题岌岌可危（这些问题对国家来说生死攸关，以至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又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的情况下。由此引发的战争将会确定哪一方得偿所愿，进而获取霸权地位。规则制定者的明确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如图所示，每个周期都包含相对较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它们为残酷和暴力的外部战争（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无论是上升时期（和平与繁荣时期）还是下跌时期（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这些周期都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他国家并不是随着主要大国的繁荣而繁荣，因为一些国家的繁荣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例如，由于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欺凌掠夺，中国在1840—1949年陷入衰落（被称为“百年屈辱”）。

在阅读下文时，请记住，●对于战争，最可确信的两点：（1）战争不会按计划进行，（2）战争远比想象的更糟糕。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接下来的许多原则是针对如何避免武力战争的。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战争总会发生。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我认为大多数战争是悲惨的，而且出于荒谬的理由，但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奋战的。因为不为之奋战的后果（如失去自由）将是不可容忍的。

●国内实力和军事实力密切相关。买枪炮（军事实力）需要财力，买黄油（国内社会支出需求）也需要财力。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充分提供其中任何一项，就很容易受到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攻击。研究中国朝代和欧洲帝国使我认识到，●在财力上超过对手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大优势之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

如果主导大国开始衰弱，或者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实力近乎旗鼓相当，或者两者兼具，冲突就会出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爆发军事战争的风险最大：（1）双方的军事实力旗鼓相当，（2）双方在生存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尽管国际关系中没有规则，唯一的规则是超级大国加于自身的规则，但一些做法产生更好的结果。确切地说，那些更可能带来双赢结果的做法要好过更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做法。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要想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双方必须进行良好的协商，既考虑到对方也考虑到自身的优先关注点，并懂得妥善地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插图][插图]

通过巧妙协商、通力合作，双方可以营造双赢关系，有效地增加和分配财富与权力，这样做与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相比，得到的收益要大得多，双方经受的痛苦要小得多。从对手的角度看问题，确认并传达给对手自己的底线（即什么是不可妥协的）是妥善处理分歧的关键。●获胜意味着在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丧失的生命和金钱超过带来的益处，这样的战争就是愚蠢的。但是，愚蠢的战争仍在不断发生。我将解释背后的原因。

** ●在经济低迷时期，加征关税以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的做法很常见，但这会导致效率降低，因为生产并未发生在效率最高的地方。**最终，这会加剧全球经济疲弱，因为关税战争使加税国家的出口减少。但这一做法有利于受到关税保护的实体，也能给征收关税的领导人带来政治支持。

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出现了干旱。●天灾（如旱灾、洪灾和瘟疫）常常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加之其他的不利形势，酿成一段严重冲突时期。此外，由于内部政治斗争和对纳粹德国的恐惧，苏联采取了政治极端主义政策，很多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遭到清洗。

** ●通缩性萧条是债务人不具备偿债所需的资金而导致的债务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印钞、债务重组和政府支出计划等措施。这些措施会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并降低其价值。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需要花多长时间才会采取这些行动。**

以美国为例，从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到1933年3月罗斯福采取行动，美国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罗斯福执政的前100天里，他出台了许多大规模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的资金来源是大幅增加的税收和巨额预算赤字（通过债务融资，并由美联储将债务货币化）。他推出了就业计划、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支持，以及有利于劳工和工会的各项计划。1935年实施新税法（被普遍称为“富人税”）后，最高个人边际所得税税率升至75%（1930年仅为25%）。到了1941年，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为81%，最高公司税税率为31%，而1930年的公司税税率仅有12%。此外，罗斯福也征收了其他一些税负。虽然政府征收了这些税款，经济改善也有助于税收增加，但预算赤字仍从GDP的约1%升至4%左右。这是因为支出的涨幅极大。[插图]从1933年到1936年年底，股市回报率超过200%，美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左右。

●在经济严重承压且存在贫富悬殊的时期，国家通常会进行根本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则是对富人大幅增税，显著增加货币供应（使债务人的负债贬值）；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则是强制没收资产。美国和英国在进行财富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同时，维持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则不然。

●真枪实弹的战争爆发之前，通常会有一场经济战。也像典型情况一样，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双方会有大约10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战争，在此期间，冲突大国相互威慑，试探对方实力的极限。虽然1939年和1941年被认为是二战和太平洋战争正式打响的时间，但在之前的10年左右，冲突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除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冲突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变化外，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经济冲突，各国竞相在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中争夺更大的份额。因为支配国际关系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德国和日本愈加走向扩张主义，在争夺资源和领土势力的竞争中，它们日趋挑战英国、美国和法国。

●当国家处于弱势时，对手国家会利用其弱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当时，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亚洲都拥有殖民地。欧洲的战争已经使这些国家不堪重负，它们无力帮助其殖民地抵御日本的侵略。从1940年9月开始，日本入侵了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首先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其次将“南部资源区”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之中。1941年，日本掠夺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备。

战时经济政策：

就像经济战争的典型战术值得注意一样，战时经济政策也同样值得关注。在战争时期，随着国家将资源的利用从赢利转向作战，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例如，政府决定（a）何种物品可以生产，（b）何种物品可以买卖及买卖数量（配额供应），（c）何种物品可以进口和出口，（d）价格、工资和利润，（e）个人是否可以控制自己的金融资产，以及（f）个人是否可以将自己的资金转至国外。由于战争耗资巨大，政府通常（g）发行大量债券，并将债务货币化，（h）依赖于非信贷货币（如黄金）进行国际交易，因为本国的信贷不被接受，（i）实施更加专制的政策，（j）对敌国实施各类经济制裁，包括切断资金渠道，以及（k）面临敌国对己实施的这些制裁。

战时经济管控措施

影响资产的管控政策

然而，并不是所有周期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如果国家在富强阶段时，能够保持生产率，让收入高于支出，使体制惠及大多数人，能够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和维持双赢关系，那么就会维持得更久。许多国家都维持了数百年，而有着245年历史的美国也验证了自己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七、从大周期的角度思考投资

主要大国的资产回报率（实际回报率，10年窗口期，年率）

的投资经历（所有主要国家）[插图]

财富没收时期[插图]

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关闭

我在稍前解释了典型债务和资本市场大周期的运行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在周期的上行阶段，债务增加，金融财富和负债增速超过实物财富增速，最终，债务人无法兑现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如现金、债券和股票）。这导致了“银行挤兑”型债务问题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得不印钞，设法缓解债务违约和股市下跌的局面。央行印钞将导致货币贬值，使金融财富价值相对于实物财富价值下跌，直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经通胀调整后）低于实物资产的水平。这时，周期重新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描述，但情况大致如此。在周期的下行阶段，金融资产相对于实物资产的实际回报处于负值，同时经济陷入困境，这是周期的反资本、反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到达另一个极端。

美国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

纸币的实际回报率（相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

八、过去500年简述

1500年的世界与今天大不相同，但运行方式与今天无异。这是因为，虽然自1500年以来事物进化了许多，但事物的进化方式始终未变：进化的上升趋势带来了进步，大周期带来了围绕着上升趋势的波动和颠簸。

当时的世界要“大”得多。500年前，一个人骑马一天能走大约40千米。今天，人们可以在一天里旅行到世界的另一端。“阿波罗号”宇航员往返月球的时间，远远短于1500年旅行者从巴黎到罗马的时间。因此，当时的地域相关性（例如谁能影响谁的区域）要小得多，所以世界显得大得多。欧洲是一个世界，俄罗斯是另一个世界，中国及其周边区域则是一个更加遥远的世界。现在回头看起来微小而数目众多的邦国，当时看起来却全然不同。因为当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邻邦之间几乎不间断地发生财富和权力争斗。

控制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像欧洲帝国一样，明朝实行世袭制统治，皇帝自称拥有“天命”。皇帝监督着官僚机构，官僚机构由大臣和军事领袖管理和保护；拥有土地的显贵家族管理着农民，他们与大臣和军事领袖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不过有时会发生争执）。1500年，明朝正接近力量的顶峰，在财富、技术和权势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它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都有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插图]

讽刺而同时又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是，明朝巨大的财富和力量可能正是导致其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明朝皇帝自以为万物已备，别无他求，所以结束了探索世界的行动，关闭门户，安享生活，把管理政府的工作交给了大臣和宦官，这导致了功能失调性的内斗、腐败、虚弱和易于被攻击的脆弱。文化风气从务实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转向了咬文嚼字的学术。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中看到的，这导致了中国相对于欧洲的衰落。

商业革命是指从单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转变为包括多种商品贸易的经济形态。这场从12世纪开始直到1500年的演进，以意大利城邦为中心，由于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城邦变得极为富有。首先，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使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陆路贸易（尤其是香料和奢侈品贸易）的发展大大减缓，这为海上贸易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其次，一些意大利城邦发展出了以罗马共和国为模板的共和制政府。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府相比，这些城邦的政府创造力更强，反应更灵敏，这为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300年左右，意大利各城邦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模板。从那时到17世纪，这种思维方式在欧洲流传。这一时期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做出了一个重大转变，以逻辑推理而不是神意来解释世界的运转。这个转变促成了一系列飞快的新发现，给欧洲带来了艺术和技术进步。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北部的各城邦，在那里，之前的商业革命已创造巨大财富，依靠理智主义和创造活动的帮助，这些财富带来了贸易、生产和银行业的进步。文艺复兴是历史上最重大的自我强化循环的案例之一，我在第5章中描述过这种循环：和平时期里，创造力和商业彼此促进，带来经济繁荣和巨大进步。

探险时代开始于15世纪，当时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寻找财富，历史上第一次在许多不同的民族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并开始使世界变小。这个时代与文艺复兴时期大致重合，因为文艺复兴非凡的技术成就转变为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远航船带回来的财富为文艺复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

各国的统治家族支持这些赚钱的探险活动，并与探险者分享利润。例如，葡萄牙国王的兄弟航海家亨利赞助了一些最早的航行，并在非洲和亚洲建立了一个贸易帝国。西班牙紧随其后，迅速征服了西半球的大片土地，将其变为殖民地，包括盛产贵金属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竞争对手，但尚未被探索的世界还很广阔，于是当它们发生纠纷时，最终调和了。在16世纪，西班牙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并控制着利润丰厚的银矿，因此强于葡萄牙，而且在从16世纪晚期开始的约60年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也统治着葡萄牙。两国都把财富转化为了艺术与技术的黄金时代。西班牙帝国领土日益广阔，最终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这一名称后来被用于形容大英帝国。

明朝曾有过自己的探险时代，但最终放弃了。从15世纪初开始，明朝的永乐皇帝授权他最信任的海军将领郑和领导了7次大规模的海上远航，游历世界，这被称为“郑和下西洋”。尽管这些远航不是殖民远征（对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是商业航行，历史学家仍有争议），但这些航海行动扩大了中国的海外影响力。永乐皇帝的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海军，船舶之大，建造之精良，是欧洲任何国家在接下来的至少100年里所望尘莫及的。

宗教改革（1517—1648年）在欧洲，从16世纪开始，新教宗教运动发起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革命，这导致了一系列战争，以及当时欧洲的既存秩序被推翻。如前所述，当时的既存秩序由君主、贵族和教会组成，三者结为共生关系。宗教改革针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势和腐败，寻求建立一种独立的宗教，人们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是以教会的规则为中介。当时，许多天主教主教及其他高级教士过着宫殿里的王公一样的生活，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据说这能缩短人们必须待在炼狱里的时间）。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既是宗教，也是国家，直接统治着现代意大利领土的相当大一部分（教皇国）。

19世纪中期共产主义出现并发展起来，这是对以下因素的回应：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好处更多地为新技术的拥有者所获得，而不是为工人所获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者与权力既有者之间的冲突加剧，导致了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革命，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在这两国执政。

九、荷兰帝国与荷兰盾的大周期兴衰

荷兰帝国崛起的原因，就是前文阐述过的所有典型原因。荷兰在1650年左右达到顶峰，那个时代现在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虽然荷兰人口不多，领土狭小，无法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导性军事大国，但荷兰凭借经济实力、复杂的金融体系和强大的海军，完全弥补了这一劣势。强大的海军能够保护在世界各地拥有交易站和殖民地的荷兰帝国。这使荷兰盾成为历史上第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下页第一张图展示了推动荷兰崛起并导致其最终衰落的8种实力。

荷兰的发展轨迹（1550—1850年）

1519—15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是查理五世。他控制的领土包括当今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这使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家族统治的朝代。由于在探险时代获得的财富和力量，西班牙尤其强大。[插图]西班牙舰队显然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海军。西班牙银币几乎成了一种储备货币，连遥远的中国都在使用它。16世纪中期，情况开始变化，哈布斯堡王朝强盛阶段播下的衰落种子开始发芽，一场革命性的力量转移开始酝酿。

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符合许多典型的情况。没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向拥有它们的精英发动了革命，挑战现存秩序。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述，新的宗教思想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这是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革命，罗马天主教会被视为腐朽的剥削势力。当时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是富有而强大的政治力量，是现存秩序的组成部分。当一群被统称为新教的宗教反对派群体挑战现存体系时，这场革命爆发了。

从1581年到1625年左右，荷兰帝国兴起，这一过程遵循着帝国崛起的典型步伐，第1章中对此有过描述。更具体地说：

• 在“沉默者威廉”的领导下，荷兰在八十年战争中反抗西班牙统治，最终胜利，1581年荷兰共和国独立。基本上是荷兰国父的威廉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事指挥官，他联合了荷兰各省反抗西班牙。
• 尽管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继续交战，但荷兰人已获得了独立，一个更为统一的荷兰共和国崛起的种子已经播下（尤其是费利佩二世切断了与荷兰的贸易，这迫使荷兰人依靠自身力量在海外拓展）。
• 因为荷兰共和国的建立是为了让每个省保持高度的主权，所以荷兰帝国的崛起是由一群政治家推动的，而不是由一个君主或领导人推动的。尽管贵族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这个体系带来了制衡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伙伴关系。
• 荷兰价值观和文化重视教育、储蓄、才能和宽容。• 脱离西班牙使荷兰能建立一个更开放和更具创造性的社会。
• 荷兰人发明的船舶能周游世界收集财富。能为这些活动及其他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的资本主义以及许多别的突破，使荷兰变得富裕而强大。荷兰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大型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其贸易额占到了全世界的1/3左右。[插图]荷兰人对新思想、新人才和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帮助他们快速崛起。
• 为支持贸易，荷兰政府增加了军事投资，从而在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遏止英国，并且控制了更多的贸易。
• 荷兰人还创造了除金银之外世界上最早的储备货币荷兰盾。荷兰盾的基础是一套具有创新性的银行和货币体系，该体系是通过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成立而形成的。[插图]

重大发明（每100万人口）

人均实际GDP（以2017年美元为基准）

重申一遍，荷兰人两个最重要的发明是：（1）效能极其优异的帆船，使他们能在世界各地航行，这一点再加上他们从欧洲战事中获得的军事技能，使他们能收集巨大的财富；（2）为这些行动提供推动力的资本主义。

荷兰人发明了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对荷兰和全世界来说，这都很了不起，但像大多数伟大发明一样，这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致命后果。尽管生产、贸易和私有制以前就存在，但大量的人能通过公开股票市场，集体购买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的所有权，这在以前并不存在。1602年，荷兰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从而开了先河。

像大多数发明一样，这些资本市场方面的发展也源于必要性和自利需求。寻找新贸易路线的世界远航是有风险的事业，所以商人有理由把一些与远航相关的风险出售给其他人，交换条件是获取未来利润中的一部分。16世纪中期，荷兰人在远航事业中引入了股权，这具有革命性。在1600年之前，这些股份只由少数商人持有，在很大程度上缺乏透明性，流动性差，所以这些股份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有限

1602年8月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成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上市，使持股人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持有股票的荷兰成年人的比例超过2%）。而且该交易所对股票的持有和转让有明确规定，使市场变得更透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具有同等革命性的发明。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具有今日公司的许多特征，包括股东、公司标识、董事会等。资本市场使投资者能够储蓄，商人能够筹集资金，人人都有机会进入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可以轻松、有效地进行资本转移，这催生了一个财富积累的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初发展到顶峰，其股息占荷兰总GDP的近1%。

（A）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

（B）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和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成立。

（C）第一次和第二次英荷战争。

（D）七年战争和1763年的影子银行危机。

（E）第四次英荷战争，阿姆斯特丹银行挤兑。

（F）荷兰东印度公司被国有化，荷兰帝国衰亡。

十、大英帝国和英镑的大周期兴衰

世界秩序的变化发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实力相当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斗争时，一方取胜，成为主导者，有能力制定新的规则，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之前，崛起国需要让本国实力达到与霸权国相当的水平，所以任何大国都是在远未成为大国之前，就开始本国的崛起之旅的。同样，在任何大国不再是大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衰落之旅还在延续。这一点反映在我之前分享过的弧形图里，那张图展示了荷兰帝国、大英帝国、美帝国与中华帝国兴衰周期的简化版本。我在此处再次分享。

英国关键决定因素的指标

虽然随着18世纪后期荷兰的衰落，英国首要的贸易和金融竞争对手失势了，但直到19世纪早期，英国才完成崛起，因为它还要打败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拿破仑领导的法国。拿破仑急于通过拿破仑战争征服欧洲，成为第一强国。这就带来了我在第2章附录里描述过的常见的大国竞争和均势斗争态势，联盟的组建和局势的升级都进入了一个大高潮。为解释大英帝国的崛起，本章稍后将简要介绍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历程也具有典型意义。但在这里我直接跳到重点：英国通过有效的经济战和军事战取得了胜利。接着，遵循确立主宰权的战争之后的典型大周期脚本，出现了一种由胜利者建立的新世界秩序，之后是一段长期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在这个案例里是100年。这正是英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时候。在英国鼎盛时期，其人口只占全世界的2.5%，但大英帝国创造了全世界总收入的20%以上，并控制着世界上20%以上的陆地和25%以上的人口。

1600年至今英国的发展轨迹

为阐述英国兴起的背景，我们需要描述17世纪末英国所处的形势，以及大的欧洲背景。对英国和欧洲来说，17世纪早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大大改变或者颠覆了之前的所有秩序。如上一章所述，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破坏和变化，因为这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宗教和经济阶层之间的战争，最终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新的欧洲秩序。该和约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国家，并造成了一个分裂的欧洲，导致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英国国内也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发生混乱，即英国内战，这场残酷暴力的战争是之前几百年里不同阶层斗争的延续，接着是光荣革命，它以不那么暴力的形式使荷兰统治者威廉三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这些冲突的共同之处是都削弱了君主并强化了议会，也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英国内战导致国王（查理一世）被审判和处决，君主政体被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的联邦取代，其统治者是领导反王室起义的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

工业革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重视发明创造的文化，新想法（尤其是关于如何改进机器的效率，更好地完成此前靠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的发展能够得到资本的经济支持，这些因素创造了一大波竞争力提升与繁荣。英格兰在地质上拥有丰富的铁和煤，这极大地推动了这场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型。如第8章所述，这场转型改变了欧洲。此前欧洲主要是一个农村和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很贫困，权力掌握在地主精英手中。此后欧洲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民众整体上富裕多了（尽管精英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收益），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官僚和资本家手中。从地缘政治上看，英国取得这些实力后，得以在1750年左右超过荷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强国。30年后，英国在战争中击败荷兰，明显地成为世界第一帝国。

这场生产力革命始于农业领域。农业发明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这还使食物种类更丰富、价格更便宜，从而使人口激增。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人们涌向城市，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从而惠及工业。工业革命的推动力不仅是蒸汽机等全新的发明，还包括对现有概念的调整和改进，以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标准化的投入和将生产从个体工匠那里转移到工厂。充足的劳动力和能源以及相互联系的全球市场，共同推动了创新的爆发。下面列出了英国创新的时间和节奏。

• 1712年：蒸汽机发明。
• 1719年：丝绸工厂建立。
• 1733年：飞梭纺织机（基础性纺织机）发明。
• 1764年：珍妮纺织机（多轴纺织机）发明。
• 1765年：（用于蒸汽机的）的分离式冷凝器发明。
• 1769年：水力纺纱机发明，蒸汽机得到改进。
• 1785年：动力织布机发明，铁精炼技术得到发展。
• 1801年：带轮子的蒸汽机车发明。
• 1816年：铁路蒸汽机车发明获得专利。
• 1825年：连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铁路开始建设。

通过农业和工业方面革命性的变化，欧洲变得城市化和工业化，商品由城市工厂里的机器生产。新的城市人口需要新型的商品和服务，这要求政府变大，花钱来促进住房、卫生、教育等事业，并建设新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法院、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权力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官僚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手中。

这一点在英国最为明显，英国有许多最重要的创新，并利用新的生产方法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正如人均经济产出所显示的，英国的生活水平在1800年左右赶上荷兰，并于19世纪中期超过荷兰，当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接近顶峰（20%左右）。伴随经济增长的是英国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国家，在18世纪晚期远超荷兰，并在19世纪一直保持这一地位，这一地位又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国家的经济产出都在加速增长。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内部秩序周期的第三、第四阶段。

自然，随着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需要具备军事斗争能力，以保护和维持自身的利益。英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帮助它建立殖民地，夺取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并确保对全球贸易路线的控制。帝国的盈利大于军费开支，因为军费开支支持了经济活动。由于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创新和荷兰盾的衰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换言之，大英帝国在沿着崛起帝国的典型大周期步伐前进。

自然，随着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需要具备军事斗争能力，以保护和维持自身的利益。英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帮助它建立殖民地，夺取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并确保对全球贸易路线的控制。帝国的盈利大于军费开支，因为军费开支支持了经济活动。由于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创新和荷兰盾的衰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换言之，大英帝国在沿着崛起帝国的典型大周期步伐前进。

20世纪4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英镑的“危机岁月”。因为二战，英国不得不从盟国和殖民地大量举债，这些债务必须以英镑偿付。二战结束时，如果不增税或削减政府支出，英国就无法履行偿债义务，因此英国不得不要求前殖民地不得主动出售英国债务资产（即英国发行的债券）。美国迫切希望英国尽快恢复英镑的可兑换性，因为英国的限制措施在减少全球经济中的流动性，影响美国的出口利润。英格兰银行也迫切希望取消资本管制，以恢复英镑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地位，增加伦敦金融业的收入，并鼓励国际投资者继续储蓄英镑。1946年，一项协议达成，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约为英国GDP的10%），以缓冲可能出现的英镑遭抛售的情况。和人们预料的一样，当1947年7月部分可兑换实行时，英镑承受了相当大的抛售压力，英国和英镑区国家转而采取紧缩政策，以维持英镑与美元的挂钩。奢侈品进口受到限制，国防开支大幅削减，美元和黄金储备减少，英镑区国家彼此达成协议，不以增持美元的方式将外汇储备多元化。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呼吁国民发扬战时牺牲精神。

演讲一结束，对英镑的抛售就加快了。到8月底，英镑的可兑换性被暂停，这让美国以及在实行可兑换性前夕购买了英镑资产的其他国际投资者很愤怒。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威胁要停止英镑交易，为此相关方不得不进行外交干预。两年后，英美两国的决策者认识到，英镑无法在现有的汇率下恢复可兑换性，于是英镑贬值。接着英国的竞争力恢复，经常账户改善，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英镑的完全可兑换性恢复。下图反映了这一情况。

尽管1949年英镑的贬值在短期内对形势有所帮助，但英镑面临着反复出现的国际收支紧张。国际决策者们对此颇感忧虑，他们担心英镑价值崩溃或迅速转向美元会对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造成巨大损害（尤其是在冷战和国际上担忧共产主义的背景下）。因此，各方做出了许多努力来支撑英镑，维持其作为国际流动性来源的地位。此外，英国规定共同市场内的所有贸易都必须以英镑计价，共同市场内的所有货币都要与英镑挂钩。结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英国在准确意义上是一个区域性经济强国，英镑是区域性储备货币。但那些措施仍未能解决问题：英国负债太多，竞争力太弱，无法在还债的同时进口所需的东西。1967年，英镑不得不再次贬值。在那之后，即使是英镑区国家也不愿持有英镑储备，除非英国以美元担保英镑的潜在价值。

二战之后的欧洲：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战争的可怕代价促使各国在战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确保这样的战争不再发生。很自然地，新的世界秩序围绕着胜利者展开，这通常是新崛起的帝国。二战后，这显然是美国。

战后秩序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包括：

• 美国是主导性大国，因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警察。很自然地，美国和世界第二强国苏联的关系几乎立即紧张起来。美国及其盟国成立了一个军事联盟，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阵营的国家则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双方在冷战中对峙。
• 联合国成立以解决全球争端。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其总部位于崛起帝国的心脏（这一案例中为纽约），其主要权力机构安全理事会由战胜国主导，这也符合通常的情况。

新世界秩序最重要的金融元素包括：

•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确立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旨在支持新的全球金融体系。
• 纽约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

从欧洲的视角看，新世界秩序的关键是这样的转变：原来是一种均势，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位于顶端；现在则是欧洲国家均筋疲力尽，新的超级大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强大，欧洲光芒不再（特别是在欧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情况下）。鉴于这些压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清晰教训，即分裂会带来巨大代价，欧洲团结的价值显而易见。这成为建立新欧洲秩序的动力，该新秩序逐渐发展为欧盟。

十一、美国和美元的大周期兴衰

美国关键决定因素指数

1750年至今美国的发展轨迹

和所有新国家及王朝一样，美国经历了通常的革命和革命后进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内秩序。具体过程如下：（1）一个由强有力的领导人组成的协调组织为获得控制权而战斗；（2）这个组织取胜并巩固控制权；（3）新的领导层拥有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愿景；（4）新的领导层分裂为不同的派系，就政府应如何行动来实现这一愿景的问题产生冲突；（5）最终这些派系设计出控制系统并将其列明在协议中（在美国的案例中，首先是在《邦联条例》中，其次是在《美国宪法》里）；（6）建立政府的各个部分（如货币和信贷系统、法律系统、立法体系、军队等）；（7）任命人员履行职务，让系统顺利运行。美国以一种独特的和平方式做到了这一切，它通过谈判、对协议近乎完全的尊重以及良好的治理设计，给国家开了一个好头。

南北战争之后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一个典型的时代。那段时期，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对财富和繁荣的和平追求创造了收入、技术和财富的巨大收益。

在美国，实现这些收益的资金来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该体系既创造了大量财富也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导致了不满和进步时代的政策，这些政策打破了富有和强大的垄断集团（“取缔托拉斯”），并增加了对富人的税收，这一过程始于191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其允许征收联邦所得税。美国实力的增强体现为占全球经济产出和世界贸易的份额上升、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以纽约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为代表）、在创新方面的持续领导地位，以及美国金融产品的大量应用。

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展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在美国建国后最初的100年里，其金融体系完全不发达。如我在第3章和第4章中所述，当时美国的银行业是以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典型方式运作的。换言之，硬通货被存入银行，而银行贷出的货币总额远多于自身拥有的货币量。这场庞氏骗局被揭穿后，银行就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并将资金贬值。美国没有央行来控制金融市场或充当最后贷款人。美国经历了许多繁荣/萧条周期，典型过程是一场债务融资的投资高潮（投资于土地、铁路等）扩张过度，导致信贷损失和信贷紧缩。因此，银行系统恐慌成为极为常见的情况。单在纽约，1836—1913年就发生了8次大规模的银行恐慌。区域性银行恐慌也很常见。这是因为高度分散化的银行系统持有的货币量是固定的，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储备系统是金字塔式的（少量的大型银行在纽约充当“通汇银行”或者说为全美的大部分银行持有储备），这种系统加剧了单家银行破产所产生的传染风险。

和伦敦一样，纽约在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前早已确立了自己的贸易中心地位，这个变化是在20世纪初之后才发生的。1913年，只有两家美国银行跻身全球最大的20家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13位和第17位。相比之下，英国银行占据了9个席位，包括最大的5家中的3家。要注意的是，当时美国的经济产出远高于英国，在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与英国不相上下。

与欧洲和英国市场相比美国经济更具活力、变化更快这一点，也反映在美国股市上。美国股市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快速增长。如前所述，19世纪下半叶是和平与繁荣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镀金时代”和“强盗贵族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和创新蓬勃发展，贫富差距大幅扩大，腐朽颓废现象明显，怨恨不断积累。这种情况引起的反应开始于1900年左右，1907年发生了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这样的动荡导致了1913年美联储中央银行体系的诞生。到1910年，美国的股票市值已经超过英国。新的行业和企业迅速崛起，如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01年，短短15年后就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

接着发生了一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结束，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战争会发生，更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这么久。在一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不是参战方，而且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维持黄金可兑换的大国。不仅战争严重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和市场，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也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各国货币的信心。相反，一战提高了美国金融与经济的相对地位。盟国的战时债务主要是向美国举借的，这使更多的人使用美元来为全球政府债务计价。

按照标准的剧本，战胜国（这次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在战后聚在一起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那场会议被称为巴黎和会，召开于1919年年初，持续了6个月，最终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根据该和约，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的领土被瓜分，被置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根据规定，战败国要偿付战胜国很多债务，以补偿战胜国的战争费用。这些债务以黄金偿还。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也得益了，因为美国对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当时英国在继续扩张和监管其全球殖民帝国，美国依然更倾向于孤立主义。一战后初期的货币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大多数国家在努力恢复黄金的可兑换性，但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急剧贬值和通胀之后，货币对于黄金的稳定性才实现。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战后，随着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一段和平与繁荣时期到来了，这是由伟大的创新、生产力和资本市场繁荣推动的，资本市场繁荣导致上升时期出现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咆哮的20年代”，人们为购买投机性资产（尤其是股票）而发行了大量债券（即提供可兑换为黄金的纸币的承诺）。为了遏制这种趋势，美联储在1929年收紧了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泡沫的破裂和全球大萧条的开始。这使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经济困境，并引发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围绕财富的争斗，最终在10年后导致热战爆发。

在相对意义上，美国是大赢家，因为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出售了很多东西，出借了很多钱，而且基本上所有战斗都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所以美国没有受到实际损害，而且与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的死亡人数较少。

正如我在第6章中阐释过的，与国内治理相比，●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到原始动力驱动。这是因为国家内部有法律和行为准则，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原始力量，法律、规则甚至相互达致的条约和仲裁组织（如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太重要。因此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军事联盟是非常重要的。1949年，属于美国阵营的12个国家成立了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来又有更多国家加入）。1954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苏联阵营中的8个国家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核武器库存（核弹头，取对数值）

●因为军费开支会占用政府的钱，使政府无法把这些钱投入社会项目。因为军事技术与私营部门的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领先的大国来说，最大的军事风险是它们输掉经济战和技术战。

就战后的新货币和经济体系而言，存在着分别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尽管也有一些不结盟国家，有自己的没有得到广泛接受的不结盟货币。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了一个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将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体系。苏联的体系是建立在卢布的基础上的，而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卢布。●国家之间的交易和各国国内交易存在很大不同。各国政府想要控制本国境内使用的货币，因为通过增加和减少货币供给、借贷成本和货币价值，各国政府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由于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很正常，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积累的黄金/货币储蓄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值，约占全世界政府持有的黄金/货币的2/3，相当于8年的进口购买金额。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仍继续通过出口赚了很多钱。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毁于二战。作为解决方案，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援助（即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这些援助（a）对这些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有好处；（b）对美国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用这笔钱购买美国商品；（c）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好处；（d）有助于巩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美国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教育，发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例如登月技术），并做许多别的事情。股市在1966年达到最高点，这标志着长达16年的好日子的结束，尽管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大约在那时，我自己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接触开始了。1961年，12岁的我便开始投资。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我们那一代人有多幸运。我的出生可谓天时地利。当时美国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因此劳动力宝贵。大多数成年人能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的孩子能接受大学教育，不受限制地向上发展。因为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所以大多数人很快乐。

美国采取了所有典型的做法，帮助世界变得更加美元化。美国的银行增加了在国外市场的业务和贷款。1965年，只有13家美国银行拥有国外分行；到1970年，79家美国银行拥有国外分行；到1980年，几乎每家美国大银行都至少拥有了一个国外分行，国外分行总数增至787家。全球信贷繁荣。但也和通常的情况一样，（a）那些发财的人做得过火，在财务上鲁莽行事；（b）全球竞争尤其是来自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加剧。结果，随着贸易顺差消失，美国的借贷和财政状况开始恶化。

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太空计划、“向贫困宣战”和越南战争要花多少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有，而且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似乎很稳定，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实行“枪炮加黄油”的财政政策。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时，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接近于零，通胀率达到6%左右，短期政府利率约为8%，失业率约为4%。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票的年回报率为8%，债券则落后，与股票波动率匹配的债券的年回报率为—3%。官方黄金价格以美元计算依然是固定的，市场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略有回升，大宗商品价格继续疲软，年回报率为1%。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1971年美元和其他货币与黄金脱钩后，世界转向一种非锚定的法定货币体系（或者说是第三类货币体系，正如我在第3章中解释的那样），而且美元相对于黄金、其他货币、股票都贬值了，最终几乎相对于一切都贬值了。这个新货币体系是由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共同协商建立的。[插图]当尼克松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时，保罗·沃尔克是尼克松政府中负责国际货币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1979—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一直以来，他在塑造和引导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我非常幸运与他熟识，所以我可以亲自证明他具有伟大的人格和高超的能力与影响力，而且为人谦逊。在一个缺乏英雄/榜样的世界里，特别是在经济公共服务领域，他是一位典型的英雄/榜样。我认为他和他的思想值得更多研究。

●经济和政治在极端程度不同的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极端的过度行为都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对反向极端的问题的记忆逐渐淡去。这好比时尚——领带的宽度和裙子的长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一种极端情况非常流行，人们就应该预期不久之后将朝着相反方向发生类似规模的变动。收紧货币的政策压垮了债务人，并使借贷减少，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低迷。美联储慢慢开始降息，但市场继续下跌。1982年8月，墨西哥出现债务违约。有趣的是，美国股市应声反弹。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这位直言不讳的商人、资本家、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当选总统，掀起了一场针对政治建制派和“精英阶层”的反抗，承诺给那些持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失业、生活窘迫的人提供支持。之后，他削减了公司税，并实行大额预算赤字，美联储也对此提供了支持。虽然这种债务增长为市场和经济相对强劲的增长提供了资金，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穷人”对“富人”越发不满。与此同时，政治鸿沟加大，一边是日益极端的共和党人，另一边是日益极端的民主党人。下面的两张图反映出上述情况。下图显示参众两院共和党人的保守程度和参众两院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程度相对于过去的情况。我们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这两个党派都变得更加极端，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虽然我不确定情况是否确实如此，但我认为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历史告诉我们，●更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当于两种情况：（a）出现政治风险的僵局更大，这使通过革命性变革纠正问题的可能性降低；（b）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在第5章中，我描述了反映从第五阶段升级到第六阶段可能性的典型标志。我现在看到了三个最重要的标志：（1）规则被无视，（2）双方相互的情绪化攻击，（3）发生流血事件。

十二、中国和人民币的大周期兴起

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人先天固有的期望，即家庭和社会之间应当如何相处；领导者应如何领导，追随者应如何追随。它们是经过中国几千年许多统治王朝的兴衰、儒家哲学以及其他信仰的发展而形成的。我反复看到这些典型的中国价值观和操作方式的体现，例如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和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经济和领导力方面的做法。他们都将儒家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中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英国和美国的周期是从崛起开始，然后进入漫长的衰落，但中国过去200年的周期是在漫长的衰落之后出现快速崛起。虽然顺序是相反的，但周期的驱动力是一样的。8种实力指标中有7种在1940—1950年跌至最低点。在那之后，大多数指标，尤其是经济竞争力、教育和军事实力，逐渐提高，直到198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贸易开始腾飞。那是在邓小平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这并不是巧合。从1984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到2008年左右，债务增长与十分强劲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换言之，经济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取得了极快的改善。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了，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大规模实施一揽子计划以刺激经济，因此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2012年起，中国政府大幅改善了中国的债务和经济管理，延续创新与技术的发展，加强了教育和军事，并与美国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竞争。现在，中国在贸易、经济产出、创新与技术方面和美国不相上下，都是领先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大且迅速崛起的军事和教育大国。中国是金融领域的新兴大国，但在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地位上落后。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详细探讨这一切，但为了理解中国的现状，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中国漫长的历史。

下图把各大国图中相同的总体实力衡量指标应用于中国，覆盖了600年至今1 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只有在大约1840—1950年是显著的例外，当时中国陷入急剧衰落。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再次崛起，起初缓慢，后来很迅速。现在中国仅次于美国，并有望超越美国。

不同王朝的衰落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国家的衰落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主题。

1. 在王朝发展过程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财政问题是衰落的关键驱动因素。通常王朝初创时，随着旧王朝精英的集中财产被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持有更为平等，这有助于防止社会冲突和改善财政状况（因为与广泛存在的小地主相比，精英往往更有能力避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集中于越来越少的家庭，这些家庭可以避税（通过贿赂、利用官方影响力和寻找其他方法来隐匿财富以躲避税收），这又使他们能进一步积累财富。由此造成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冲突的产生，同时国家税基的削弱使国家变弱，更容易受到危机冲击。
2. 货币问题是帝国衰落的常见原因。在宋朝、元朝和明朝，政府努力维持充足的金属货币供应，并诉诸印钞，特别是在战争和天灾人祸时期。征税方面的问题使政府更有动力印钞。这导致高通胀或恶性通胀，使情况变得更糟。
3. 治理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往往在每个朝代的早期上升，然后在朝代发展过程中下降。在宋朝、明朝和清朝后期，多年的公共工程投资不足，使中国易受饥荒和洪水的影响。虽然很难对几十个皇帝进行概括，但具有远见卓识的王朝开创者（如拥抱科技的宋朝和元朝开创者）之后的统治者通常更僵化和保守（如清朝统治者），过于关注帝国财富和奢侈品（如北宋的末代统治者）和/或不怎么支持对外贸易（如明朝统治者）。
4. 内部冲突通常源于经济差异和经济不景气（最典型的诱因是农业问题、高债务、管理不善和自然灾害，有时是与外部力量的冲突）。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造成巨大破坏力的气候突变往往伴随着王朝的灭亡。典型的下行螺旋是：（1）技术和投资（包括新项目和维护）不足，使基础设施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2）发生灾害（在中国通常是干旱和主要河流的洪水），破坏作物产量，在某些情况下会摧毁社会，因为作物产量下降会导致食物短缺甚至饥荒；（3）灾难引发国内民众起义。这一过程在宋、元、明、清朝的衰落中起了重要作用。
5. 糟糕的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最严重的起义，起义原因是百姓反抗精英的过度行为（如宋朝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和清朝的白莲教起义）。与此相反，大多数人的良好境况带来的国内稳定是较为繁荣时期的一个关键特征。
6. 由于孤立以及强调士胜于农工商和军事实力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较弱，这导致中国被更强大的“野蛮人”打败，或者落后于对方，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列强。

中国的自然地理和地质也对朝代的兴衰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地形多变，气候多样。例如，北方地势平坦，更冷、更干燥，而南方多山，更温暖、更潮湿，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作物产量往往不一致。尽管如此，由于多样化和各区域的协调，统一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然而，这些条件加上清洁水、农田和沿海海洋渔业的短缺，使中国在历史上很容易出现粮食短缺。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经常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甚至在今天也进口大量粮食。中国还缺乏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石油、一些矿产和一些食品。中国还有空气污染，给民众健康和农业带来不利影响，尽管中国正在迅速改善这些条件。

中国历史和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道家—法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比美国历史及其犹太教—基督教—欧洲哲学根源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毛泽东把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通读数遍，这部编年史有20卷，记录了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960年这约1 400年、共约16个朝代的中国历史，他还通读了几遍篇幅更长的《二十四史》，以及许多其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和外国哲学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著作。他还以哲学的方式写作和言说，写诗，研习书法。如果你对毛泽东的想法感兴趣，或者更重要的是，对他的思维方式感兴趣，我建议你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当然还有“红宝书”，那是一本涉及许多主题的语录。[插图]

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因为100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他们明白，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他们为此进行规划。

中国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延伸。关于事物如何运转，如何最有效地应对现实，人们应该如何相处，政治决策应该如何做出，经济体系应该如何运转，这些都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得以阐明。西方世界的主导哲学是犹太教—基督教、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个人通常从这些哲学中选择，形成适合于自己的组合。中国的主导哲学曾是儒家、道家和法家，在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加入这个系列。皇帝通常以自己的喜好做选择，将其付诸实施，并不断学习和适应。如果皇帝选的组合行之有效，王朝就会延续和昌盛（用他们的话说这是得了“天命”），否则王朝就会崩溃，被另一个王朝取代。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这一过程就开始了，而且只要有人必须决定如何集体做事情，这一过程就会延续。

• 儒家寻求实现和谐，确保人们知道在等级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好这些角色，从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幼之间等）开始，扩展到统治者和臣民。每个人都尊重和服从上级，上级既仁慈，同时又规定严格的行为标准。期待所有人都善良、诚实、公正。儒家强调和谐、广泛的教育和任人唯贤。
• 法家主张由专制领导人快速征服和统一“天下”。法家认为世界是一个无情厮杀、你死我活的丛林，人们必须严格服从皇帝的中央政府，政府不必对民众太过仁慈。
• 道家认为，与自然规律和谐相处最为重要。道家认为自然是由对立（即阴阳）组成的，和谐来自妥善地平衡对立。

古代中国的制度都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不同文化的探索研究者告诉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核心差异是，美国人最强调个人至上，而中国人则最看重家庭和集体。美国是自下而上运行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自上而下运行的，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他解释说，中文中“国家”这个词包含两个字——国和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因此，中国人更加谦逊、尊重他人、循规蹈矩，而美国人则更加傲慢、平等、厌恶规则。我注意到中国人对提问和学习更感兴趣，而美国人对畅谈他们的想法更感兴趣。

与其他曾征服和占领他国的大国不同，中国占领遥远国家的情况相对少见。中国基本是一个大平原，周围是广阔的自然边界（山脉和海洋），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平原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在这些边界之内，它所经历的大多数战争是为了争夺对中国内部的控制，主要是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不过有时是外来入侵者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

传统的中国军事哲学认为，赢得战争的理想方式不是打仗，而是悄悄发展自己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它还主张广泛运用心理战来影响对手的行为。[插图]不过，历朝历代中国内部也发生过许多暴力战争。中国在境外的为数不多的战争是为了建立中国的相对实力和打开贸易机会。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内乱和战争期间，债务急剧增长，这引发一个典型的周期，政府承诺提供的资金远远超出其能力。这造成广泛的违约，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导致金属本位被放弃，金属货币和私人拥有白银的权利被取缔。如前所述，货币被用于：（1）国内交易，政府垄断了国内交易（因而交易可以用法定货币甚至假币进行）；（2）国际交易，在国际交易中货币必须具有真实价值，否则不会被接受。衡量一种货币是否具有真实价值的标准是，它是不是被积极使用，是不是在国际和国内以同样的汇率进行交易。当资本管制阻止一种国内货币在国际上自由兑换时，这种货币更容易贬值。按照定义，储备货币不受这样的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原则：●当你看到一种货币受到资本管制时，特别是当存在严重的国内债务问题时，远离这种货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两种货币：一种是法定的纸币，用于国内交易；另一种是黄金，用于国际支付。法定纸币被大量发行，频繁贬值。在二战和内战的混乱过后，1948年12月，最早的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发行，当时的发行量被控制在有限水平上，以结束恶性通胀。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1962年第三套发行。1955—1971年，人民币汇率固定为1美元兑2.46元。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又一轮高通胀。原因包括：1971年货币相对于黄金的全球性贬值，全球通胀压力，中国逐渐取消价格控制，宽松信贷，国有企业支出缺乏控制。2005年，人民币结束与美元挂钩。

中国的通胀率（同比）

1800—1949年的衰落时期：中国1800年之后开始衰落，原因包括：（a）最后一个中国的朝代（清朝）变得衰败孱弱；（b）英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变得强大，这导致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日益在经济上控制中国；（c）无法偿还的债务负担及印钞导致货币价值崩溃，致使中国金融和货币体系崩溃；（d）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内起义和内战。这场严重的大周期性衰落从184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1949年，其间，所有的主要实力因彼此牵动、相互影响而急剧衰落。1945年二战的结束导致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被遣返（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除外），接着中国发生了内战，即一场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以决定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力。这场漫长衰落是典型大周期的一个典型案例。接着出现了一场同样典型的大周期性上升：新领导人掌控大局，巩固权力，开始建立基本构架，并由后代人继承，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如之前几章所述，19世纪早期是英国在全球崛起和扩张的时期，这使崛起的英国与中国产生更多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想从中国获得茶叶、丝绸和瓷器，因为这些货物回销英国非常有利可图。然而，英国人没有中国人想要与之交易的东西，所以不得不为这些货物支付白银，当时白银是全球性货币。当英国人花光白银时，他们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卖鸦片换得白银，用白银来买中国货物。这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技术更先进的英国海军击败了中国人。这使英国得以强行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向英国商人开放一系列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条约里，中国又向其他列强开放港口）。这又最终导致中国把大片北部领土割让给俄国和日本，并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清政府大举向外国人借钱来对付国内叛乱。赔款，尤其是《辛丑条约》的赔款，也造成了巨额债务。《辛丑条约》约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做抵押。清政府财政资源枯竭，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面临许多次起义，它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而花光了积蓄。被称为“百年屈辱”的这场相互强化并自我强化的衰落的原因包括：（1）没有强有力的领导；（2）没有健全的财政；（3）发生了破坏生产力、耗费金钱、牺牲人命的内部起义；（4）外国入侵，耗资及人员死亡巨大，面临巨额赔款；（5）经历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段时期对塑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通过帝国主义（即通过控制和剥削各国，就像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所做的那样）追求利润，这剥削了工人，养肥了贪婪的精英。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与我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大为不同。资本主义向我以及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提供了大量机会。我成长时所处的美国是一方充满机会的热土，人们可以在此学习，做贡献，得到公正和不设上限的回报。这段通过他人的视角看问题的经历再次提醒我，极度头脑开放和深思熟虑的意见分歧，对探寻真相是多么重要。这促使我学了一点儿马克思主义，以便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及其他人觉得这种哲学有道理。在那之前我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明显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是一种威胁，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是指对立面如何相互作用而引起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以机械的方式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简言之，辩证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系统：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面”的“矛盾”来创造变化，由此带来“斗争”，“斗争”的解决意味着进步的发生。马克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一切事物上。体现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冲突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许多此类冲突中的一个。

每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弧线前进，不断巩固之前的成就。简言之，事件的发生情况如下。

• 1949—1976年，毛泽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中国的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基石，领导中国，直到1976年去世。当时中国遵循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并实行严格的管控。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带来了第二阶段。
•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直到他1997年去世。在这一阶段，中国转向更有集体色彩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入并发展了市场经济，经济实力大增，并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强大，而又没有显得威胁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当时中美关系被视为共生关系，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中国把钱借给美国人，供其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中国获得了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邓小平去世后，中国政府延续了这些政策方向，所以中国继续以基本健全的方式变富变强，也没有威胁到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围绕财富的社会紧张加剧，民众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的怨愤加剧，同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通过举债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增多。
• 2012年上任，他领导的是一个更富更强的国家，同时中国本身也在应对负债，治理腐败，与美国的冲突加剧。习近平加快了经济改革，直面挑战，在努力遏制债务增长的同时，大力改革经济，支持打造世界领先的技术，并采取了日益全球化的立场。他还更积极地缩小中国的教育和收入差距，保护环境，提高治理能力。随着中国力量增长，中国的目标（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变得更加明确，尤其是在特朗普（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竞选政纲是阻止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到中国）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增多。对美国而言，中国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

“文革”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这样严重的错误损害了教育，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形势开始稳定下来。1969年，中国和苏联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

1971年是中国发生大变化的一年。1971年，中国正受到苏联威胁，当时苏联军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东段与中国有4 000多千米的边界线，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边界威胁。美国撤离越南后，1975年苏联与越南结盟并运送部队和武器进入越南，越南与中国南部约有1 300多千米的陆地边界线。毛泽东的一个地缘政治原则是确认主要敌人，削弱敌人的盟友，吸引其远离主要敌人。毛泽东确认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并认识到苏联正在与美国争斗，尽管还没有变成热战，但有这个可能。这促使他做出接近美国的战略行动。亨利·基辛格引述中国官员的话说：“美帝国主义者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获胜，因为这将使苏联人建立起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帝国更强大的大帝国。”

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关系，以消除苏联的威胁，并希望这能强化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因为在1971年很明显的是，中美建立关系对两国都有利，所以两国都提出了建立关系的建议。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接着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期间，尼克松和周恩来签署了一份协议（《上海公报》），美国在协议中宣布，美国“承认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尽管存在这些保证，但台湾问题始终是最令双方紧张的问题。

1978年，时年74岁的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他最重要的政策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表达——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是对内改革，即利用市场来帮助配置资源和激励民众；“开放”的意思是对外开放，即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来学习和进步，并进行对外贸易。市场经济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当时中国仍很贫困，人均年收入不到200美元。如果希望中国保持弱势的强大外部国家不破坏这些措施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将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关键是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要使之有利于外部大国，而不是威胁它们。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邓小平很早就编制了一项70年规划：（a）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b）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c）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他明确表示，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做出这一重大转变的同时，没有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如前所述，他并不认为这两种体制在根本上对立，而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两种体制，认为它们是两个可以调和的对立面，调和能带来进步，经过漫长的历程抵达共产主义理想状态。

在这段全球化时期，中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中国人以极低的成本生产消费品，同时借钱给美国，以便其购买中国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极有利的“先买后付”交易。中国人也乐见这种交易，因为他们能借此积累美元外汇储备。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平均收入只有美国人1/40的中国人会借钱给美国人，因为通常来讲是富人而不是穷人会借钱给别人。这也让我想到，美国人为了支撑自己的过度消费是多么愿意借债，而中国人是多么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想积累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权，会如何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90%的中国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到他去世时这个数字削减了一半多。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到1997年他去世，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多，平均通胀率约为8%。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加到近1 500亿美元（考虑通胀因素根据当前美元价值调整后，外汇储备增加逾2 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与年进口额的比率从1978年的60%发展到1998年的逾125%（1998年外汇储备与外债利息的比率是近800%）。

作为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直到崛起大国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威胁到领先大国。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贸易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2008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1）世界仍处于大周期里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被广泛接受的通往更好世界的道路，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务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应当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因国籍受歧视；淡化民族主义，重视全球机会平等和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2）邓小平改革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资，成为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储蓄国。

第三阶段：中美冲突日益凸显，全球化走向终结（2008年至今）

与典型情况一样，由债务增长支撑的繁荣时期引发了债务泡沫，造成贫富悬殊。2008年，美国的泡沫破裂（像1929年那样），全球经济萎缩，冲击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像1929—1932年那样）。利率降至零（像1931年那样），但宽松力度仍然不足，于是，2008年后，各国央行大量印钞，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像1934年那样）。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从2009年开始，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像1933—1936年那样）。这使“富人”（金融资产持有者）比“穷人”（没有金融资产的人）更受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类似于1933—1938年）。“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作被外国人和移民抢走的人，开始反抗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像典型情况一样，经济不景气伴随着贫富悬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泛起（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此时，崛起大国对领先大国构成的威胁变得愈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崛起国（中国）与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冲突的时代已经开启。

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改革政策，旨在开放市场和经济，管控债务增长，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支持创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特别是在那些中国希望领先世界的产业），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由高度完善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发展未来科技和工业潜能，扩大经济效益，使其惠及最落后的群体和地区，控制污染和环境退化。但许多人对此仍持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原因如下：（a）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政府收紧了其他管制措施；（b）中小企业得到的一些支持（如信贷可得性）不如国有大企业（主要原因是技术性挑战，而不是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愿下降）；（c）政府自上而下地指导经济，银行和企业有时发放不符合经济效益却有社会效益的贷款（政府希望做对国家整体最好的事）；（d）政府扶持企业来实现宏观目标；（e）外国公司在华不能享有与中国公司相同的待遇；（f）与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通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管控经济。这一切通常不受国外资本主义者的欢迎。

要理解他们的视角和所处的环境，我建议，不要用刻板印象来看待他们的做法（例如，简单地说这是“共产党员”的做法），而是接受另一个视角：他们在努力而且将继续努力兼顾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提升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方式，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无论是否喜欢这种视角，他们获得的结果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所以我们不应期望中国人放弃这种视角，接受美国或西方视角。相反，我们应当研究这种视角，以寻求获益，就像中国研究和借鉴西方一样。毕竟我们面临的是两种做法的竞争，需要理解这两种做法，以更好地进行这场竞争博弈。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变得日益积极，而美国变得更具对抗性。具体而言，2012年至今，中国实力不断增强，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也更公开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例如，在《中国制造2025》中，中国公开计划，要主导一些美国目前控制的产业）。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一点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变得更为明显。

十三、中美关系和战争

在我看来，命运和大周期规律将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置于目前的境地。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历了多个成功周期相互强化的时期。这些成功周期引发了过度行为，导致一些领域出现疲弱。在同样的力量作用下，中国经历了大衰退周期，陷入困境，这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迎来当前相互强化的上行周期。因此，基于所有常见的原因，目前似乎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

在命运和大债务周期的作用下，美国目前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债务水平过高，政府需要快速举借新债，但无法通过硬通货来支付，而不得不进行债务货币化，通过印钞为政府赤字融资。这是长期债务周期后期阶段的典型情况。讽刺但也符合常规的是，美国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是成功周期导致了过度行为。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元才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使美国可以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过度借债。而过度借债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欠债，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许多钱。其他国家也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它们持有一个重债国的债务，而这个重债国还在快速增加债务，将债务货币化，向债权国支付的实际利率明显低于零。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典型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希望大量积蓄世界储备货币，便大量借钱给美国，而美国需要大量借钱。这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大债权国—大债务国的尴尬关系中，而同时中美之间正在发生各种争斗。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迄今为止，我们考察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尤其关注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兴衰周期，并简要回顾了过去1 400年里的中华帝国史，再回到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从宏观角度分析目前局势，找出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化，详尽研究目前的态势，同时把握大势。近距离观察时，许多事件（如华为、美国制裁香港、领事馆关闭、战舰调动、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政治争斗、社会冲突等）回想起来似乎不大，但现在显得大得多。这些事件每天像雪片般飞来，哪怕解析其中的一件事都需要整章篇幅，所以我不会在此赘述，只是简要讨论主要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未曾发生，而是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其存在，研究历史案例，了解其实际演变过程，以便思考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妥善的处理方式。

贸易/经济战：

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尚未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目前有加征关税、限制进口等典型举措，这是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出现的情况（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双方已经进行了贸易谈判，谈判成果反映在2019年达成的一份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这份协议得到了初步执行。我们看到，这场“谈判”是对彼此实力的考验，而不是依靠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公正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战争都将以实力较量的方式展开。大的问题是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较量实力。

●在平安无事时，很容易保持高尚道德。但当冲突激化时，就更容易为以前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把以前被称为不道德的做法说成是道德的）。随着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对当下的行为给予理想化的描述（有利于国内公共关系）和为了获取胜利而采取的实用做法之间就会出现分裂。这是因为在战争中，领导人希望选民相信“我们是善人，他们是恶人”。这是赢得民众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愿意为此而杀人或牺牲。假如一位务实的领导人说，除了人们加于自身的道德法则外，“战争中没有法律”，“我们必须像对方一样不择手段，不然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自缚其手地傻傻作战”，尽管这是真实情况，但这很难激发民众的热情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第6章中阐述的二战前夕美国和日本的案例，对中美关系现状有所启示，因为地理态势和所涉问题是相似的。例如，如果美国切断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石油、其他必需品、技术和/或其他必要的进口，那么这将是清晰明显的战争升级信号。同样，中国升级战争的方式是，切断通用汽车（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高于美国）、苹果等公司的业务，或者切断美国进口稀土，稀土是生产许多高科技产品、汽车引擎和国防系统所必需的。我不是说这样的行动将会发生，但我想明确一点：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中美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主要根据各国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

技术战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也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

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大型科技行业是朝阳产业。中国的科技业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也变得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影响，中国很容易受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切断关键技术的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美国的技术能力领先，但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领先地位。比如，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方面领先，但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落后。以下数据粗略地反映了这一点：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4倍。这一数据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集团）和非企业机构（如政府）的技术发展，而中国这些机构的规模大于美国。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已是全球第七大和第八大科技公司，仅次于美国最大的一些科技股“FAAMG”（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中国目前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领先。例如，中国拥有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一些方面领先。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也有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交易金额目前位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美国。可能中国还在秘密开发一些技术，甚至情报最灵通的美国情报机构对此也不了解。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技术和（受益于这些技术的）决策质量。因为大数据+大型人工智能+大型计算=卓越决策。中国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高于美国（而且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还大量投资于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中国投入这些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在资金投入方面，风险投资家和政府正在向中国技术开发者提供几乎上不封顶的资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国从事科技工作的STEM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是美国的8倍。美国在整体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某些领域落后），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大型创新中心，其大多在顶级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美国仍然具有竞争力，但其相对优势正在下降，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加速提高。请记住，37年前的中国人还对我送给他们的手持计算器惊叹不已，想想看他们37年后会怎样。

目前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尽管优势在快速缩小）。因此，中国目前高度依赖从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口。这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国的一个强大武器。这一局面最明显地存在于尖端半导体领域，尽管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存在。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举动是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尤其是因为该公司位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为大陆及全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并受美国影响。中国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很多这些技术的进口，而美国的健康发展对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要小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就预示着真实战争的风险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持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相关局面每天都在变化，保持对其了解至关重要。

地缘政治战

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主权问题，特别是涉及中国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问题。除此之外是一些具有战略经济重要性的区域，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

台湾问题可能是最危险的主权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当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时，美国一点儿也不像是要促进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拥有了对抗美国的实力，才能期待美国在面对更强大的中国时能明智地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而能确保中国的安全和统一。据我了解，中国已经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强军力，但发出“相互保证毁灭”的威慑依然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台海危机”再次出现，那么我会非常担心。美国会为台湾而出击吗？这一点不能确定。如果美国不出击，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衰落，就像英国丢失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及其他地方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些损失。例如在英国的案例中，苏伊士运河事件标志着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越表现出支持台湾的姿态，输掉战争或撤退会造成的耻辱就越大。这令人担忧，因为美国一直在做要支持台湾的大戏，而命运似乎很快就会带来一场直接冲突。如果美国真的出战，那么我相信一场以牺牲美国人生命为代价的战争在美国将是极不受欢迎的，而且美国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因此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希望对战争及其破坏性的恐惧将会阻止战争的发生，就像对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惧将会阻止战争一样。

至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地区至关重要，这主要基于邻近性（它们最关心距离自己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能否获取必需资源（例如，它们最关心能否持续获取重要矿产和关键技术），以及出口市场（相对次要）。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区域首先是中国领土内的区域，其次是与中国接壤的区域（如东海和南海）和处于关键供应通道的地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关键进口品的供应国，再次是能够成为合作伙伴的、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其他国家。

资本战

历史表明，冲突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资金/资本的获取可能被切断。这可能是由于（a）对手的行动和/或（b）自伤其身的有害行为（如负债过多和让货币贬值）导致资本提供者不想提供资本。在第6章，我回顾了资本战的经典举措。其中一些举措正在被使用，而且可能会以更强力的方式被使用，所以必须密切关注这些举措。

因为美元是世界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的主导货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能够为世界印钞，并对其敌人实施制裁。美国现在拥有一个制裁武器库，这是美国使用最多的武器库。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了约8 000项制裁。通过这样的力量，美国可以获得自身需要的资金，并能通过阻止金融机构和其他国家与敌国打交道，切断敌国获得资金和信贷的渠道。这些制裁绝非完美，也不能面面俱到，但总体上是有效的。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事情将会变化。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一场资本战，那么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没有为削弱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而对其展开攻击，而且/或者中国没有伤害本国货币和资本市场（做出会降低市场吸引力的政策转变），那么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可能会快速发展，与美国市场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要由美国决策者来决定，即他们是打算通过变得更加强势来打断这一演化路径，还是将接受这场演化。后者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中国伤害美元及美国资本市场的能力较弱，中国最好的举措是增强人民币。

军事战

●无法想象下一场大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有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具破坏性。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以来，各国一直在秘密研制大量的武器，在各种战争形式中打击对手的创造力和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都在以往战争中体现了出来。战争的种类比人们想象的更多，而且在每一种战争中，武器系统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核战争固然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我也听说生物战、网络战、化学战、太空战及其他战争同样可怕。许多战争形式还未经测试，因此它们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不过我们确知的是，整体而言，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斗争正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考验对方的极限。目前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比美国强大，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战败，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更强大，因而可能会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中“获胜”。但更大规模的战争太过复杂，因而难以想象，因为有大量未知因素，包括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行动，以及存在着哪些秘密军事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的唯一共识是，这样一场战争将会超乎想象的可怕。

就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而言，台海、东海、南海和朝鲜是最热门的地区，印度和越南次之（原因此处不赘述）。

就战争的时机而言，我牢记着这样的原则：●当国家出现严重的内部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合适时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因持续的内战而分裂和疲惫时，日本采取了入侵中国的行动。

●历史告诉我们，当出现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软弱的情况，同时又存在大规模内部冲突时，敌人发动进攻的风险就应该被视为有所提高。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所以如果战争发生的话，那么较晚发生有利于中国（5~10年后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强大和自给自足），而较早发生则有利于美国。

文化战

●人们彼此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应对共同面临的情况的最重要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决定他们彼此如何相处的最重要因素。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别最重视什么，他们对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看法，决定了在应对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冲突时，他们彼此将如何对待。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战斗，为之牺牲，所以我们要想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分歧是什么，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和社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决策，奉行高标准的文明举止，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统治”，通俗地说，这意味着机会和回报的广泛分配。相反，美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国家，要求高水平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赞赏革命性的思考和行为，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质量而尊敬人。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每个国家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a）环境和（b）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自我交战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在此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打造伟大帝国所需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层，能为成功提供必需要素，这包括……

……强大的教育。我这里说的强大的教育不仅指教导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性格坚强、有礼貌、强烈的职业道德，这通常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这能带来公民素质的上升，反映为如下因素……

……腐败少，高度尊重规则，如法治。

……人们能融洽合作，对如何相处有共识，并团结在这一共识之下，也很重要。当人们有知识、技能、良好的性格、文明行为素质并融洽合作时，就会出现……

……良好的资源分配制度，以下因素能显著完善这一制度……

……开放接纳全球最好的思想，这是让一个国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这将让它获得……

……全球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这能带来高于开支的收入，这将让它获得……

……强有力的收入增长，这将让它获得……

……更多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和研发。这将让它获得……

……快速提高的生产力（每小时经济产出的价值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将使财富增多，生产能力增强。在一国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后，它将能大量发明……

……新技术。新技术既有商业价值也有军事价值。随着该国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具竞争力，它自然会获得……

……世界贸易中显著且不断上升的份额。这要求它拥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护本国贸易路线，并影响对其重要的域外国家。在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它发展出……

……被广泛使用的坚挺货币、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自然被当作首选的全球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被广泛使用，从而成为储备货币，因此开始建立……

……至少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资本，在全球扩展贸易。

十四、未来

“靠水晶球生活的人注定要吃碎玻璃”，这是我大概14岁时学到的一句市场格言。我的亲身经历表明这句话是对的，所以这影响了我对未来和过去的看法。我学会了通过回顾过去来（1）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情；（2）保护我自己和我需要对其负责的人，以免犯错或错过重要的事情。虽然你、我和其他人可以就本书中描述的模式和因果关系展开争论，但如果你是出于实用目的而不是一时兴起而阅读本书，那么你和我一样，都需要做好这两件事。

本章旨在分享我对如何面对未来的看法。虽然我对未来的了解极为有限，但我也知道不少。应对未来就是要：（1）感知并适应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无法预料；（2）预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3）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即便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做到这一点。

我的做法基于我对三点的想法：（a）进化，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通常带来改进，如生产率提高；（b）周期，即在经济中引起有节奏的起伏（如债务泡沫和泡沫的破裂）和其间的颠簸（非节奏的起伏，如自然灾害）；（c）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下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和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将简要回顾一下我对每一点的看法。

总结：

• 人类的创造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进步，但同时债务/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不断恶化的自然灾害，几乎可以肯定会构成问题。换言之，人类的创造性和这些其他挑战之间，将存在一场斗争。
• 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情况极为不同，这将决定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衰落。

例如，如前所述，当（1）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同时（2）内部冲突的水平很高（如围绕贫富差距和/或价值观差异的冲突），（3）该国受到一个或多个强大的外国挑战时，这通常会造成（4）一场交互的自我强化的衰落。这是因为该国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使其无法满足国内支出需求和为战争筹资，进而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如一些之前的图所展示的，我们发现：（1）这些决定因素往往会相互强化，无论是优势变强（例如更好的教育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收入）还是劣势加剧（例如贸易疲软会导致更多的负债），所以这些因素往往会以周期的形式发生，共同形成大周期；（2）当决定因素不强且在继续弱化时，帝国就处于弱势，而且不断变得更弱。[插图]当许多决定因素增强时，大规模的上升就会发生；当许多决定因素减弱时，大规模的下降就会发生。

应对已知与未知

●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首先要确定和消除无法忍受的最坏情况。这是因为，在生活或市场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淘汰出局。

●分散风险。除了确保我考虑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坏情况，我还试图通过有效分散风险，为我想不到的地方做准备。

●首先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这样你将来会过得更好。

●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我紧跟我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这样我就能测试我的想法，并向他们学习。

使用我给你们的测量方法，或者根据统计数字构建自己的测量方法，来（1）衡量你的国家和你感兴趣的其他国家的健康程度；（2）看其健康程度是在改善还是在变差，以及以何种方式改善或变差；（3）改变未来的决定因素，以赢得更好的未来。